返回首页 > 您现在的位置: 我爱香港 > 百姓生活 > 正文

我为什么怀念香港电影?

发布日期:2022/4/15 17:57:31 浏览:365

虚幻影像在我眼前重叠着周先生的当下实在身影,他的历史,我这年代的观众的历史,从七十年代到今天的香港变迁历史,都被浓缩在眼前这短短几十秒,我的周润发,我们的周润发,香港的周润发。

如果要在演艺界找寻一位“香港之子”,首选想必是周润发。乡村、城市,贵气、市井,辉煌、朴实,种种矛盾的气质情怀和生活方式在他身上瓜葛纠缠,mixandmatch(混合和匹配),cross-over(交叉),正如香港。微博上前些时候热传一张周润发搭巴士的偷拍照,坐在车尾座位,戴着鸭舌帽,灰白的胡须包围着嘴唇,眼睛望向前方而非窗外,默然,沉静,脸部肌肉没有显露半丝悲喜表情,双手垂下,犹如老僧入定。

网友纷纷留言。真的吗?真的是发哥?他这么有钱,又是国际明星,为什么要搭巴士?为什么单独出行?不同的问号贴在微博上,排山倒海、密密麻麻,如碑林刻字;微博讯息又被流传转发,轮回千度,如蒲公英飘逸四散。

那确是很特别的照片,在红尘闹市的寻常生活里遇见闪亮明星,任谁都会惊喜,而忍不住咔嚓按键把影像拍下,这亦属合理。但如果对香港娱乐新闻稍稍注意,惊喜或有之,倒不至于过度感到意外,因为,这么多年以来,“南丫岛的周润发”本就以亲切性格见知于香港,搭地铁四处走、蹲在大排档打边炉、穿着拖鞋到九龙城买菜、排队等候看中医……所有你我他都会做的事情他亦乐于亲身去做,见惯不怪,香港人早已习以为常,或许内地网友平日看到的都是内地明星的超豪架子和排场,不敢相信周润发的屁股会坐在巴士的座位上。这等于一辈子没遇见好人的人,不管碰见谁,难免都先假设对方是大坏蛋。

闻说周润发近年有两项最沉迷的嗜好:摄影和抄《心经》。前者是视觉艺术的追寻,后者乃心境艺术的修炼,两者不无融通。观乎周先生的巴士照,照片中的他挺直腰板,双目半闭,也真有几分打坐寻禅的幽远意境,莫非那时那刻他正在心里默念《心经》?巴士之于他便不只是交通工具,而更是人间的修行,坐在红尘之中而不为红尘所动、所惊、所惑、所魅,搭巴士如斯简单的行径便又变成修行实践。以平常心做平常事,对于像他这样的背景和身份来说,尤为困难,故遂尤为值得面对考验。

至于巴士上的其他乘客,处境或可相同。遇见了大明星,既然他不扰攘、不惊世,大家便也无须骚动、不必过敏。他在修行,你也可以修行,以平常心看待平常人,“相敬如宾”,也就够了。

香港是容得下平常心的城市,繁华仍未过尽,却已享受平常,如周润发,正是香港精神的最佳映照。

03

胡金铨

导演、编剧、演员,代表作《大醉侠》《龙门客栈》侠女》《山中传奇》《空山灵雨》

两类武侠片

许多人说胡金铨拍的武侠片有“禅意”,浅白地说,便是“空”。如露如电,梦幻泡影,到头来,无论恩有多深、仇有多重,都是自己的心魔作祟。看不破,诸物皆有恩有仇;一旦看破,恩仇都只像风中芦苇,不是风在动,不是芦苇在动,只是,你的心在动。

若把胡金铨的电影跟同期的张彻的电影相比,更觉如此。

张彻也拍了一堆武侠片,男雄女将,独臂双枪,什么人物和功夫都在他的镜头下展现,血肉模糊,尸横遍野,拍完一部一百分钟的电影,通常淋了一百桶道具狗血。在张彻作品里追来逐去的各式英雄或奸人,展现最强烈的感情是一个“恨”字。或为情,或为权,或为财,都有不同的愤恨的原因,像在心底装设了一个强力马达,自动运转,肉身只是“恨”的盛载装置,被愤恨驱动,身不由己,非用最激烈的行动,否则无法把恨消解,而到了消解之际,便是一切结束之时,大银幕上打出“剧终”,灯光转亮,观众离场,有着看完一场体育赛事般的痛快。

胡金铨的电影有恨,有仇,有恩,也有报,所有武侠片该有的情绪动机它都不欠缺,但他比其他导演更感兴趣的毋宁是这一切背后的意义。他经常用空茫的远拍镜头,以及演员的迷惘的近摄眼神,以及剧情的悲伤转折,引领观众直面一个关键问题:当恨仇恩报结束之后,我们还剩什么?我们变成什么?所有的杀来宰去,真有意义?然而,如果不杀来宰去,又意义何在?

“死去原知万事空”,是陆游老去的临终领悟。但对胡金铨而言,人来人往的龙门客栈是空的,飞来逐去的侠女义士也是空的,不必等待死亡现身,仅在观看或思考死亡的过程里,已知一切皆空。人的悲剧往往在于明知道是空却无法停止“追空”,而一辈人,自己的生命,别人的生命,就这样无奈消耗。

如果用张爱玲的语式来描述便是,张彻电影是壮烈,胡金铨电影是苍凉,而壮烈是完成,苍凉,则是启示。

《龙门客栈》(1967)

胡金铨虽是新派大导,却同时是旧式文人,对画艺和文学皆有造诣,言谈幽默风趣。他曾找台湾作家张大春紧密合作,一起看景,一起读剧本,甚至曾把随身多年的一个测量镜头赠给张大春,个中自有“传钵”之意。但张大春婉谢不收,因为自觉不是做导演的材料。有一回,两人在郊外看景,在山林深处竟见一泡人粪,张大春正欲骂“三字经”,胡金铨却笑道:“拉屎的这位老兄还挺知道风雅。”

又一回,他问张大春有没有兴趣写写吴三桂,张大春说:“没兴趣写小人。”胡金铨回道:“满世界都是小人,不写小人,你还能写什么呢?”

既然大小皆空,多写写、多拍拍,也真倒无妨。

“前导演”时期的胡金铨

看完胡金铨的回顾电影,开车回家路经九龙塘,瞄一眼“香港创价学会”旁的几间简洁平房,心里“叮”了一声,又想起了一些怀旧故事,于是对坐在乘客位的身边人说,这里便是胡金铨在“前导演”时期住的地方了。

“哦,住豪宅?”身边人表示惊讶。“尚未做导演已经这么有钱了?”

我笑道:“有钱个屁!那时候他是七个人住一个大房呀!”

那时候,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尚未有所谓狮子山下精神,南人北人,因为不同的理由移居香港,为的就是“揾食”两个字,小城落难,相濡以沫,千方百计为的就是求生存。当时这地段是一幢旧式花园洋楼,楼高两层,四五百平方米,宽敞是宽敞,问题是住了十几人,各占或阔或窄的住宿空间。这地段是界限街107号,在一九五三年的旧历除夕子夜,住在其中一个大房间里的七个汉子,跪地焚香叩头结拜,并且自称“七大闲”,因为大多失业或只是半就业;七个男人,七条光棍,有高有矮、有胖有瘦,当时若能留下照片或录像,自是难得的历史镜头,如文艺片的剧情,经此一拜,从此惊动江湖。

“七大闲”的老大是冯毅,柔道七段高手。老二是喜剧演员蒋光超,亦是胡琴圣手。老三是李翰祥,大大大导演。老四是马力,京剧界“南麒北马”马连良的四子。老五是沈重,后来做了电影制片。老六是宋存寿,又是大大大导演。老七便是胡金铨,同样是大大大又大大大导演。七个人,挤在平房的一个大房,房里有四张单人床,四张双层床,因尚有空位,经常让南来北往的朋友借住。同是香江沦落人,在那年头,有福未必能同享,有难却总可同当,无所谓。

由李翰祥导演、胡金铨出演的电影《喜怒哀乐》(1970)

七条汉子,分工明确,据李翰祥于多年后回忆,沈重是管家,大家把房租和家用交给他,休想再由他手里借一毛钱。宋存寿记账,马力做菜,胡金铨有时候也露两手弄个家乡河北的红烧肘子。蒋光超扮演“娱宾”角色,唱唱歌、拉拉琴,也懂自嘲,自号“蒋一秒”。

蒋光超的叔祖父是蒋百里,保定军官学校校长;大伯是曾任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的蒋复璁,姨丈是张艾嘉的外祖父魏景蒙,做过蒋介石的新闻局局长。说来巧合,蒋百里和胡金铨的六伯父以及沈重的祖父曾是死党,感情跟结拜兄弟一样好。没料到时光流转数十载,后辈们亦果真成为拜把手足。

胡金铨的家世亦非等闲,祖父曾是山西巡抚,他自己在北平汇文学校读高中,但未毕业,转到华北人民大学,又未毕业便南下香港,最终做了国际名导。

空中少爷胡金铨

胡金铨于一九五〇年从北京南下香港,前朝少爷,小城重生,在成为国际大导演以前有过不少起落。

刚来港的胡金铨曾在半岛酒店长住,非常阔气,但只是个空心老倌。原来他在九龙重遇老同学王大勇,王的父亲是“中国航空公司”香港站总经理,在半岛酒店租了一堆房间,专供空中小姐和少爷过境居住。胡金铨凭着老同学的关系,冒充空中少爷,占住了其中一个房间,后来,胡金铨的靠山倒了,只好被迫到北角的旧楼做回老百姓,亦被李翰祥嘲笑为“半空中少爷”。

住在北角的胡金铨,手提袋里还有一些美金,本可正正经经做些小生意,但他心急发财,竟然相信一位上海朋友的投资计划,甚至说服了同住的其他三人一起投钱,岂料朋友携款而逃,去如黄鹤,他在旧楼里坐吃山空,唯有马死落地行,踏实地打工去也。

胡金铨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嘉华印刷公司做校对,某天,他在英文里校出一个错字,胖经理却说那字正确,胡金铨不服气,翻出英汉字典证明自己无误。胖经理更不服气,干脆一脚踢他离开公司。胡金铨又失业了。

之后,胡金铨跟蒋光超合组过广告公司,承接海报油画之类,但未几即倒闭。又曾替有钱朋友的孩子补习英文,补出了口碑,接了大堆学生。最后,朋友知道他的画技不错,介绍他到长城影业做美术,从此,入了影圈,由美术而副导,由副导而正导,终于导出了《大醉侠》《龙门客栈》《空山灵雨》,创造了自己的艺术世界,但没想到六十五岁却死在医院的手术台上。——一代武侠名导死于手术刀下,亦是一种“求仁得仁”的文学隐喻乎?

上一页  [1] [2] 

最新百姓生活

欢迎咨询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