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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风月片之父:性感,要骚在骨子里

发布日期:2022/4/15 17:57:54 浏览:306

来源时间为:2022-04-14

香港风月片之父:性感,要骚在骨子里

2022-04-1408:08:03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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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六年12月份。北京李家坟。

四九城的天气,正渐渐转寒。当时中国最知名的女演员,刘晓庆女士,却急躁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她刚从香港飞回北京,前脚刚落地,后脚就有人告诉她,大导演李翰祥先生,突发心脏病,刚刚不治身亡。

为了完成那部叫《火烧阿房宫》的鸿篇巨制,刘晓庆已然真金白银砸进去700多万,该剧的导演正是李翰祥。

他们原本计划拍摄40集,向来慢工出细活的李导演,把经费花了个底儿朝天,也才拍摄完4集。

刘晓庆甚至没有时间难过。导演去世后,剧组里的演员们一股脑冲向她,也不说别的,开口就是要结算工资。

除了协调剧组关系,刘晓庆还有更头疼的事情要处理。剧组里日常陪伴李导演的,本来就有一位女士——刘晓庆请她先回避,不知道从哪里,又炸出来好几个自称李翰祥的“女朋友”,她们商量好似的,集体找刘晓庆要钱。

李导演的后院,这时也着了火——真的着了火。他远在香港的夫人,翻腾出一大堆,导演辛苦收集的古代性文物。

夫人说,李翰祥的突然去世,都是这些“倒霉的东西导致的”,她把那些东西尽数烧毁,毁了整整两天两夜。

这个以拍“风月片”著名的导演,竟然以如此风月的故事收场,说来还真令人唏嘘。

01

梁山伯

和作家李敖一样,李翰祥同样来自于,白山黑水的东三省。

他出生时正逢乱世。李翰祥六岁时,举世闻名的“九一八事件”爆发,日寇大举入侵,不久之后,他的家乡即被占领。

李翰祥全家搬迁至北平,在那里生活了十多年,他因而练就了一口熟练的“京片子”。

二十岁那年,顺利考取“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他的老师之一,就是大名鼎鼎的徐悲鸿。

彼时,抗日战争已然胜利,然而,国内形势依旧不容乐观。

1946年平安夜,北大女学生沈崇,在看电影途中,被无耻的美国大兵强奸。“沈崇事件”在全国引发轩然大波,直接导致了学生的游行抗议。而李翰祥又是最积极的那个。

事态不断扩大,在政府施压之下,学校也采取弹压的态度。作为出头鸟,李翰祥最后竟然落得被开除的命运。

失意的他转投上海,选择在戏剧学校深造。偶尔之间,李翰祥也会拍摄些电影。一试之下,竟然爱上这门艺术。

在当时,上海乃是全国最知名的电影中心。李翰祥要想在此地混出名堂,何其难矣。聪明的他,决定退而求其次,到香港碰碰运气。

李翰祥带着著名戏剧家写的介绍信,风尘仆仆赶到香港,他本来是踌躇满志的,现实却甩给他一个耳光。

香港也不是那么好混,即便是考中了著名影视公司——永华影业的演员训练班,导演给李翰祥的角色,也不过是扮群众跑龙套。

他穷到连生计都成了问题。

据李敖说,李翰祥在香港就是个“阻街”——这原本是香港黑社会的黑话,意为妓女到街上拉客,李敖表达的则是其字面意思,李翰祥堵住了马路,强行给别人收费画像。

因为此,李翰祥也没少挨打,他着实过了一段苦日子。

这段苦日子却也磨炼了李翰祥。1954年,他终于有机会编导出人生的第一部影片,《雪里红》。作为导演生涯的首次尝试,李翰祥所讲述的,是一个关于偷情、私奔的民国风月旧事。

影片上映后口碑不俗,还成功引起邵氏集团的注意。过了不久,六叔邵逸夫将其招至麾下。

据后来的电影人回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统治香港影坛的影片,有“二黄”之说。分别是“黄梅调”古装国语片,以及“黄飞鸿”打斗粤语片,而前者就是由李翰祥开创的。

如今谈起“黄梅戏”,年轻人恐怕要避而远之。1950年代,当时的香港电影院,放映的多是粗制滥造、视听效果低劣的粤语黑白片。而李翰祥拍摄的美轮美奂的彩色电影一经推出,无异于为观众打开新世界的大门。

在李翰祥的黄梅调电影世界里,美女是不可或缺的元素。他之后的三个作品,最终也奠定了李翰祥的江湖地位,包括《貂蝉》、《江山美人》以及《梁祝》,都是遵循这个套路。

甚至,通过《梁祝》一片,李翰祥还将“性别反串”玩到了极致。他让一位女演员饰演女扮男装的女主角(即祝英台),爱上了由另一位女演员所扮演的男主角(即梁山伯)。

是不是有些绕?李翰祥所追求的,就是这个迷离的效果。男主角梁山伯的扮演者,是当红的女演员凌波,据说,在当时引发了万人空巷的效应。

演员凌波登台时,一些狂热的女性影迷,直接往台上丢金戒指、项链。电影的影响力不止于此,甚至,在学界还引发了“精神出轨”的文化批判。

爱上一个女扮男装的男主角,又有什么错呢?开放的人士,还因此发出掷地有声的宣言:

“这是多么不受威胁的外遇!这是性革命时代来临的精神出轨!”

02

西施

除了善于玩花活,李翰祥也有自己的思想追求。这几部电影中,虽是以美女作为主体,他巧妙地将“美人”放置在“乱世”之中。李翰祥说的是才子佳人,表现的则是,纷纷扬扬的大时代。

他试图在寻找一种共情,而且,最后也的确成功了。除了香港市场,那几部电影在台湾也卖疯了。与大陆隔海相望的台湾人民,显然更容易共情。

李翰祥在台湾省火到什么程度呢?李敖因此而对他产生“很坏的印象”。从台大毕业后,李敖开始在军队服役,而部队里每天放的音乐,就是《江山美人》的主题曲,搞得李敖最后都烦死了,他甚至“怀恨”李翰祥。

后来,两人成为了好朋友,李敖说出来自己的“交友原则”:朋友可以做,电影永远也不会看。

在市场摸爬滚打十六年,李翰祥成为香港电影中的“王牌”,连向来独掌大权的邵逸夫,也不得不对他言听计从。两个人的矛盾便因此而生。

最后,李翰祥决定远离邵氏,另起炉灶,到台湾去发展。

彼时的台湾,仍旧由国民党统治,虽然在大陆气数已尽,他们“反攻复国”的贼心却不死。只可惜,口号空喊了十多年,最终还是于事无补,在这么喊下去,连他们自己也会不好意思。

出于加强“国民教育”的需要,台湾当局选择与李翰祥合作,拍摄一部叫《西施》的电影。

国民党可谓下了血本,《西施》的制作成本共计台币两千六百余万,考虑到1966年的年代背景,这笔投资堪称,“国片史上空前的大手笔”。

《西施》讲述了重建祖国的故事,台湾当局力图借助勾践复国的典故,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其狼子野心,可谓昭然若揭。

该片最后的收入还算得上可观,高达五百万元。然而,考虑到其巨额的成本,李翰祥几乎赔得“连短裤都不剩”。

实际上,李导演很不善于管理财务,其公司早已捉襟见肘。不巧的是,他还不合时宜地拍摄了影片《冬暖》,讲述了一个无家可归的,外省人的悲剧故事。

李翰祥本无心,却在不经意之间,得罪了敏感的国民党。有人向台湾“警总”告密说,李翰祥私藏《鲁迅全集》,替李敖带信出境,这个“台湾电影产业的开脱先锋”,转念之间,就成了罪人。

在台湾得罪了当局,在香港与邵氏结仇,生意赔的底儿掉,李翰祥算是“无家可归”了。

03

潘金莲

人们常说,“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这句话同样适用于生意场上。

眼见李翰祥要破产,邵氏公司却能“不计前嫌”,邵逸夫亲自出马,诚邀他再入邵氏。虽然阔别香港八年,邵逸夫依旧相信李翰祥的能量,指望他重整旗鼓、再创辉煌。

经历公司运营失败,看透人情冷暖,李翰祥表现出对人性的彻底鄙夷。最终,他塑造出一个纯粹的娱乐感官世界,开拓了一个叫“风月片”的全新类型。

风月片的诞生,有其特定的文化以及经济背景。

香港法律规定,从1971年开始,正式实行“一夫一妻制度”,妻妾成群的传统陋习,从此成为历史。

与东方的“保守”不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的性解放思潮开始盛行,香港人民也逐渐觉醒,“反英抗暴”斗争此起彼伏,英国政府虽有行动,社会秩序却一片混乱。

总而言之,人民需要宣泄。在此背景下,表现暴力的武侠、宣泄色情的情爱电影,突然变得很有市场。

随着李小龙的暴毙,展示拳脚功夫的暴力片,其热潮火速冷却。当此之时,李翰祥的“风月片”,几乎成为观众唯一的选择。

精明的邵逸夫,显然早已看出其中端倪,他曾经有“电影不景气,唯拍风月片”的断言。

1912年,重返邵氏的李翰祥,其头一部作品,便是鼎鼎大名的《大军阀》。李翰祥用“阴谋诡计”,诱骗当年的大美女狄娜全裸出演。美人最终屈服,她玉体横陈的香艳亮相,让香港人民大饱眼福。

《大军阀》不过是导演的牛刀小试,尝到甜头后,李翰祥将目光对准了明清——那也是他最感兴趣的时代。

谈及明清时期的香艳故事,潘金莲是怎么也绕不开的人物。为了潘金莲一人,李翰祥最起码拍摄过五部电影,即《风流韵事》、《金瓶双艳》、《武松》、《金瓶风月》和《少女潘金莲》。

潘金莲是李翰祥作品中,最具颠覆性、最具主体意识的女性代表,诚如学者所言,通过这一个人物,李翰祥营造出,让大众迷离的,“沉迷与想象性满足的情色世界”。

从1988年开始,香港电影开始实行分级制度,从此才有了“三级片”的说法。毫无疑问,李翰祥的创作,启发了“三级片”。

然而,与毫无下限的色情电影相比,李翰祥又有自己的追求。

他对毫无保留的宣泄暴力与裸露,表现出抵触的情绪。李翰祥曾经说过:“真正写性要骚在骨子里,大家脱光便不性感。”、“往往收得越紧,人就越好奇,所以拍风月片首重含蓄。”

李翰祥是如此说的,也是如此做的,他大约拍摄了二十四部风月片,无一例外的皆含有“偷情”元素,换言之,“骚在骨子里”了。

对于“妻不如妾,妾不如偷”这句古老俚语,他可谓有相当深刻的了解。

纵观香港社会,从“一夫多妻”到“一夫一妻”,性禁忌与性放纵,在某个时间段,实则是共存的。

李翰祥塑造出无数个“潘金莲”,让人们逃避责任、道德以及习惯,在一场电影里,收获到极致的快乐。

04

慈禧

许久以来,李翰祥有着“大中国情结”,他一直梦想着去大陆拍电影。

改革开放以来,大陆越来越开放,1978年之后,祖国方面就向香港电影人,发出过诚挚的邀请:“祖国的名胜古迹、名山大川,都可以取景,内地大力支持。”

1982年,香港导演张鑫炎前往内地,拍摄了一部《少林寺》。影片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一毛钱的票价,在内地创造了超过亿元的票房收入。

张鑫炎的成功,让李翰祥垂涎三尺,然而,他终究是,“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他所在的邵氏公司,对于合拍电影,没有表现出任何的兴趣。

邵氏的谨慎是有原因的。台湾是当时香港电影的最大市场,到大陆拍片,便意味着放弃了这块蛋糕。我们必须得承认,彼时彼刻,从单纯的经济利益考虑,邵氏的谨慎,是可以理解的。

李翰祥可不管这些,他毅然决然前往大陆。

台湾方面的“制裁”,的确也如期而至。“中华民国”裁定李翰祥为“附匪影人”,并且,“此后不得入境,作品不得公映”。

与港台的“封杀”不同,祖国人民给予了他最大的关怀。

李翰祥对宫闱片最感兴趣,同时也最拿手。回归大陆,他就将焦点对准了清朝末年,着重展现慈禧的发迹,以及英法联军对中国的侵略过程。这就是电影《火烧圆明园》的缘起。

内地给予李翰祥的支持,甚至是不合逻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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