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时间为：2024-06-15
四十年河东河西，华语流行音乐那些事2024-06-1512:04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字号
原创黄文倩温伯学
音乐带给我们的快乐，与人们追求和平与自由的生活，并不矛盾。
邵懿德，曾在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中国内地等多地担任华语流行音乐的幕后操盘手多年，先后担任过新闻集团〔V〕音乐台大中华地区总监、EMI百代唱片中国区总经理与竹书文化董事总经理、滚石移动美妙音乐执行长、北京电通广告首席艺术顾问等职务，深谙音乐产业的结构与趋势，现返台为文化艺术工作者。
本文以邵懿德先生2022年6月18日在“中国，细微观察”演讲系列中所讲《唱歌不简单：流行音乐产业的四十年河东河西》的演讲稿为基础，再由黄文倩、温伯学进一步访问、整理、改稿，并经邵懿德先生修正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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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一粒砂、一个人、一世界
邵懿德（以下简称邵）：“华语流行音乐与产业在中国四十年”，是一个很大的题目，音乐也只是流行文化的一部分而已，如果充分展开，还涉及政治转型、社会变迁、经济条件，包括台湾地区四十年大环境的变动，以及与世界的联结。是这样的环境造就了我这一代人，这一代人喜欢什么音乐？唱什么歌？这些又代表什么意义？
我本人是1997年开始定居工作在北京，前后超过二十年在北京生活，也叫“京漂”。北京是中国的政治中心，也是文化的首都，特色就是五湖四海、人口混杂，真正的北京人其实并不多。外地人落脚在北京生活不容易，但大家还是混在北京，因为这里有家乡不会有的机会，是全中国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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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文倩（以下简称黄）：您当初是在怎么样的机缘与时势下，赴中国大陆工作/生活？同时具体来说，您主要的工作包括哪些内容？
邵：1990年我退伍，之后第一份工作是到台视的外制单位《八千里路云和月》，那时就有机会到大陆出差。我曾经陪着张大春和诗人林燿德两人，一个拍东北线、一个拍江南，走当年乾隆皇帝走过的路线。我们去把那些事情拍下来，张大春当主持人，介绍当地的现况跟过去的历史，那是1992年。我去过大陆的很多城市，所以对那里有一定的理解。
那时候北京的条件还不太好，很多人在公园里卖茶为生，一小罐茶一毛钱。我去南京的时候，南京是个大火炉，晚上睡觉都要把床搬到街上来睡。当时许多家庭还要用外汇劵，连三大件（电视、电冰箱、洗衣机）都没有，都要靠海外的亲戚送。两岸隔绝了一段时间，开放以后，我们正好有机会看到现在的中国和过去我们想象的有什么不同。
1993年我到TVBS工作，那还是有线台的年代。开放有线台后我做的第一个节目是《2100全民开讲》，第一通callin电话就是我接的；除了这档晚间9点到10点的政论节目，晚间10点到11点还有一个叫《超级频道》的综艺节目，有《苦苓晚点名》、白冰冰的《接触第六感》、曹启泰的《男人放轻松》、黄薇的时尚节目，还有张小燕的脱口秀，我就负责这两个带状节目。
我在TVBS主要就是负责整个制作（production）和节目的企划、审定，底下有蛮多人的，会和他们配合，决定每次访谈的对象。在TVBS只待了差不多一年，1994年就被挖角到香港的ChannelV，它是StarTV旗下的。
定居在北京也是因为ChannelV派我去开展业务。我从一个人开始，后来有四五十人的规模。那时中国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只准许外资媒体在中国设立代表处，意思是不能有实质的盈利工作。但当时开展最好的两个频道，除了ChannelV，还有ESPN体育频道，在中国的覆盖率和收视率都是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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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您定居北京是1997年，从90年代到新世纪2010年代，中国的转变应该是很大的，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的市场也改变了，不同历史阶段的差异性，落实到个人而言，您感受到工作与生活上哪些关键变化？
邵：1997年香港回归，后来奥运也申办成功，整个社会气氛是比较宽松和自由的。1997到2008年这段时间，中国经济发展状况蛮好的，物价又保持很低的水平，各种建设不断地开展。以前外国人在中国只能买外销房，到2000年左右才取消外销房的限制，开放港、澳、台人士和外国人在中国买房，带动起房地产经济。那十年都是靠房地产在驱动整个经济，同时文化层面上也热络地交流、发展，各领域都出现很多代表性人物。
2002年以后我就离开电视圈了，转到唱片公司工作。2003年先是到EMI百代唱片，后来改名叫金牌大风，它收购了EMI。我先去上海待了大半年，后来又被叫回北京的办公室，就又搬回北京。
2003年到2017年我都在做唱片公司，做音乐方面的工作，等于是从甲方跑到乙方；媒体甲方，唱片公司乙方是要来求媒体的。但唱片公司业内还是会有公认的好作品，比如王菲、张学友的专辑，评价好是肯定的，还是有个公认标准，所以艺人会不会拿到奖，竞争还是蛮激烈的。比如BMG（属索尼唱片）一定会要给刘德华，但环球唱片一定想给张学友，那要怎么摆平？而且要让他们同时出席，就要去协调，这是在甲方做媒体的状况，但到唱片公司之后就变成我要去求媒体了，要去帮艺人争取，整个角色就转换过来。刚开始我蛮不适应的，一段时间后才明白唱片公司的运转是怎么回事。
以摇滚为起点：90年代的“非常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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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90年代制作的节目中，您认为有哪些曾经在中国很有影响力？
邵：从1997年到2002年，我们每年都会举办“华语歌曲榜中榜Top20”的颁奖典礼。每年选出20首最好华语歌曲，再选出最佳男、女歌手、最佳新人、最佳摇滚乐队等。
我们先在台湾办了两届，1997年开始尝试在大陆办，这类大型颁奖活动很难拿到批文，要和官方打很多交道。1997年我以庆祝香港回归为名义，先办了《非常中国》的庆祝晚会，找来当时北京最厉害的歌手参加演出，在一家四星级饭店的DiscoHouse，是日本当红制作人小室哲哉投资的空间，还满不错的，当时赞助商是百事可乐。
成功落地之后，在上海申请成功，1998年就把这套节目扩大。后来每一年都会找一个合作单位，我们找来中央电视台的第四台（国际频道）合作，由我们两家同时挂名牵头。当时郎昆是第四台的主任，我们这边则有台长吴雅珊和他对接。
1994年到ChannelV，第一个制作的节目《非常中国》是跟音乐相关的节目，另一个是和电影有关的节目。制作《非常中国》期间，我每个月至少要飞到北京一个礼拜左右，每次去要采集8至9集的节目素材，带回香港进行制播。为了应付大量的内容，我会事前联系好当地可以配合的制作单位，提供他们采访名单。这个节目主要是以报导音乐人为主，一开始我就锁定上不了中央电视台、主流不会报导的音乐人，这些反而都是当时外界最好奇的，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艺人。他们有一种北方汉子的形象，包括何勇、张楚、窦唯、崔健、唐朝乐队、黑豹乐队等摇滚音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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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您觉得这个节目对大陆的影响是什么？
邵：当时几乎没有这种类型的音乐节目，央视会播出的比较像是歌唱节目或者综艺节目的形式。《非常中国》都是外景拍摄，前期都在做摇滚乐，但是两年过后，也几乎都报导过了，连新疆歌王、灰狼乐队的主唱艾斯卡尔都拍过，当时还安排他到北京的新疆街接受访问。我特别喜欢去上海拍外景，去到巷弄里，旁边都会有居委会的告示，上面都是一些奇怪的标语，我就安排音乐人站在标语前面跟主持人互动，《非常中国》的表现形式比较活泼，内地节目就比较呆板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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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那时候要考虑收视率吗？因为您提到StarTV只在三星级以上的宾馆才看得到？
邵：也有。但当时频道还不普遍，他们不重视收视率，也没有出现各台竞争的格局。当时还是有线电视台，后来是因为电视台改制，已经没有有线电视台了，都被地方的省市台并成为地方台了，当然最高的还是央视。我们当初还是从有线电视的渠道让一般老百姓看到节目。
后来大概地下音乐人报导差不多了，我就做偏流行的歌手，像是红极一时的毛阿敏、韦唯、艾敬、屠红刚、谢晓东等人，还有歌手出新专辑的时候我们也会去报导，所以我们每年都有题材可以做，报导的范围和对象也越来越多。
1993年，魔岩唱片已经去到北京了，张培仁（Landy）和贾敏恕开始在“百花录音棚”协助制作、录音，把窦唯、张楚、何勇和唐朝乐队等人的几张经典专辑做出来，称作“中国火”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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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当年连中央电视台都不知道这些人，您怎么有渠道知道这些非主流音乐人的重要性？
邵：之前就会有一些信息。如果是了解音乐的人，就会知道北京有哪一拨人在玩摇滚，都是通过一些地下渠道得知的。香港的音乐杂志《MCB音乐殖民地》，虽然主要以介绍西洋摇滚乐、另类音乐和电子乐为主，但也会介绍相关的信息，当时大家已经注意到中国有一批人在玩这种类型的音乐。
其次我认识了北京早期的歌手也是音乐制作人王迪，他和崔健、刘元都是一起长大的朋友，对北京圈内玩音乐的人如数家珍，透过他的人脉才结识这些朋友。
和我对接的在地制作团队也会提供消息，我就根据这些资料去采访。工作内容就是安排拍摄、访问，再穿插他们的表演。《非常中国》分作三个部分，每一集节目有半小时左右的时间，会介绍三个乐队，扣掉中间安插的广告，每个乐队大概有八分钟。
《非常中国》刚开始没有在大陆播出，因为我们是透过卫星播送，早期在中国要用到大耳朵（卫星天线）才能看得到卫星电视台。而且StarTV也只有在三星级以上的宾馆、酒店才看得到，所以它并不能算是真正的落地。
后来我们和北京的有线台合作发行，签谈一个全国有线联播网，希望尽量多找一些愿意和我们合作的有线台，大概有15到20个，每年我们会给他们一笔费用，让他们在节目中插入广告免费播出。这就是第二阶段，我们的节目可以在有线台被看到了，除了《非常中国》还有另外一个以流行歌曲为主的《华语歌曲榜中榜》。
这个阶段节目就需要被审查了。我们放了很多港、台歌曲，北京有线电视台的节目部主任会负责审播。那时和我们竞争的频道是MTV，他们也和我们一样，透过有线电视台发行节目，像是《天籁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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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你们算是台湾最早到大陆制作音乐电视节目的单位吗？
邵：我当然是第一个，另还有一个朋友阿舌（Author，现为LegacyTaipei总经理），他是在台湾拍以另类摇滚为主题的节目，叫《UROCK》。我们一开始也是从另类摇滚切入，因为觉得这会最吸引人，他们的生活态度很不一样。
我在文化圈的前辈陈冠中那几年也在北京做“大地唱片”，他就形容这一批聚集在北京的人像是波希米亚主义者参见陈冠中著：《波希米亚北京》，《移动的边界：有关三个城市及一些阅读》，台北：英属盖曼群岛商网路与书股份有限公司台湾分公司，2005年，第107页。。正是因为有这一群不打领带的“闲人”，北京才显得好玩，五湖四海的人都在这里。你也可以将这群无所事事地挤在北京的人视为一种“文化盲流”，我们当时就在观察这个阶层。他们其实是蛮底层的，平常也没什么收入，靠偶尔才有的一两场演出过活。我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撑过来的，可能也有别的兼职；每次采访去到的地方，都是胡同里很破旧的房子，有的在地下室，只有一盏灯，他们就在里面排练，那时他们很喜欢玩重金属、另类音乐，也有搞行为艺术的，我觉得那个时代的氛围蛮有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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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您觉得这样的节目有没有影响到大陆年轻一代的作家、艺术家？台北《人间》杂志出版过一本书，讨论摇滚乐对大陆年轻一代的影响（王翔：《临界点：中国“民谣─摇滚”中的“青年主体”》），那个影响是非常深的，不论显性的还是隐性的。您又做摇滚又做流行，就您的观察，摇滚乐有没有对大陆哪些作家、艺术家有影响？
邵：我觉得他们喜欢的是一种外来的青少年文化的产物，这对他们的影响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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