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立璇
在内地文化娱乐市场处于萌芽状态，商业作品更是凤毛麟角的时候，香港蓬勃发展的影视工业通过相对灰色的渠道为这里的年轻人满足了最基本的精神产品。
对于来自于中小城市的年轻人而言，这可能是他们第一次看到华人社会里不同于身边的繁荣和红尘。在集体主义英雄逐渐失去感召力的同时，香港电影中有血有肉、有情有义、亦正亦邪的江湖人物，满足了很多青春期的英雄幻想。
不过，那些为我们提供了电影启蒙和基础娱乐的香港电影人，却在好莱坞横扫天下、港片优势衰弱的过程中，不断的在花语电影市场内重新定义自己的自由和妥协。
“我在1997年的时候，差点连办公室都租不起了。如果下半年再没有戏拍，可能就真的没有钱了。”杜琪峰在自传纪录片《无涯》中回忆的那一年。他在那时刚刚成立自己的公司银河映画，本以为自此以后都能拍自己喜欢的电影。
那一年的夏天，这座城市的一部分人生活在困惑和悬而未决之中，“很多平时不去打游戏的人都去打游戏，不去卡拉ok的人都去卡拉ok”。对政治大事件毫不关心的街头少年李灿森被导演陈果发掘，以独特的街头气质出演《香港制造》，从水电工变成了演员。
随后二十年的香港电影中，不断有强烈的怀旧和告别情绪出现。同时，2003年后的香港电影进入到另一个意义上的新时代。当年，《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及其附件陆续签订，中港合拍片在数年的磨合后如今步入了正轨。
徐克、刘伟强、陈可辛、王晶等导演们由此全面北上，获得了一次次的票房成功。但是，那些曾经为港片的英雄和江湖所痴迷的内地年轻人，并不一定喜欢他们现在所描述的故事，更像是在电影市场崛起时，陪着朋友举着爆米花进入的一次消费而已。
那些在他们心中最有情感的部分，依然是自己年少时看到的那个新世界。
这些内地小青年不单看到了高楼大厦、时髦的装扮，还看到了江湖情义和家国情怀。香港电影通过它成熟的商业分类、独特而亲切的价值观，成功地抵达了内地的每一个角落。在那时候，人们通过香港电影，第一次知道：原来生活可以这么精彩。
皇后大道成为不少香港电影观众中的香港象征
“小人物也可以做超级英雄”
街头少年李灿森被导演陈果发掘，以独特的街头气质出演了《香港制造》，从水电工变成了演员
“我们那时候学的都是教科书上很传统的东西，没有人来告诉你实际上应该怎么生活”，安宕宕在河北邢台的90年代长大。在2004年的元旦《无间道3》上映之前，她看了人生中的第一部和第二部港产片：《无间道》和《无间道2》。
“男孩子在看了《古惑仔》之后，第一次知道他们原来可以这么交往，可以打架、逃课，说一些很酷的话；女孩子也在看了港片之后，学会了怎么和男孩子谈恋爱。”
在当时，她根本没有意识到所谓的港片精神，只知道是发生在香港的电影。“那时候就觉得好酷啊，好有江湖义气的感觉。我永远都会记得刘德华在天台上说，’我想做个好人’。然后梁朝伟说，’谁知道’。”
香港电影在这个北方小城保持了长期的风潮。在小餐馆里的电视上，放着的是香港电影；去到网吧，男孩子们在逃课打游戏，女孩子们也逃课，在看《国产凌凌漆》。就连午间的课室也在放，偷着放老师不许看的林正英拍的僵尸片。
“港产片里，连吃的都特别丰富。那时候我们哪见过什么菠萝油和丝袜奶茶？但是电影放出来，总觉得是一种让人很向往的食物。”
在《无间道》的影响下，安宕宕开始看大量的香港电影。实际上，由于国内影视业当时还未大规模发展起来，除了香港电影外，她当时能够做出的选择并不多。“香港电影讲的是市井文化，深入浅出，我们都是从王晶和周星驰看起的。”
周星驰对于很多看港片长大的人而言，有着强烈的陪伴意义——直到两年前，“欠周星驰一张电影票”仍然具有强大的票房煽动力。这位融合了香港市民奋斗精神和荒诞喜剧表达的电影导演，在早年便成为中小学生们的娱乐消遣。
“无厘头”搞笑更是一代人拿来彰显个性的注脚，其高峰则是《大话西游》成为千禧年新新人类的恋爱宝典。直到现在，安宕宕还会在中午吃饭时分反复看周星驰的片子。
对于已经成年、进入了电影行业工作的安宕宕而言，更有激励意义的则是周星驰在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以后拍的那些片子。“如果说他以前拍的是小人物发家致富的故事的话，那么在《食神》、《功夫》之后，他的格局一下子变了。”
安宕宕在这些片子里看到了周星驰更宏大的抱负，从积累财富变成了保护他人。“他在《功夫》里搭建出了自己想要的社区，还有模仿很传统的九龙城寨的社会关系。里面的老板娘以前是‘猪笼城寨’的守护者，而周星驰饰演的主角，则在最后接过了老板娘的重任，从一个小混混成长为了保护了‘猪笼城寨’的超级英雄。”
不顾父母的反对，安宕宕在高考时选择了北京电影学院。“那时候我们这些艺考生，都是要走南闯北、去不同的院校考试的。我一个高中生，自己去了北京、去了重庆、去了杭州，也不害怕。就像港产片里，一个人自由自在，闯荡天涯的感觉。”
现在，安宕宕的主职已经是一名电影宣发人员。她兼职张罗了一个公号，和公号里的作者一起出了一本叫《别来无恙》的书，专门用来纪念香港回归二十周年中的电影。
“我们出这本书，就是觉得时间节点到了，没有人写也怪可惜的，的确是应该有人来写一写这些年发生的事情。”
黑社会的“情意结”
杜琪峰
今年刚满30岁的李越在西北的厂矿大院长大。在计划经济的遗留年代里，厂矿子弟保留了一种集体精神，也在经济较差的环境中滋生了江湖野性。
一起去录像厅打发百无聊赖的假期，在街上游走表达叛逆青春的时候，香港电影为他们提供了榜样。李越对香港电影中的黑社会以及黑帮人物有着“天然的好感”。例如，不少有着“江湖气息”的少年玩伴，在当时已经被称为“大b哥”和“鸡爷”。
他们也被黑社会的仪式感所吸引。在李越的记忆里，《古惑仔之人在江湖》至今依然鲜明。从台湾衣锦还乡的山鸡，找到受人陷害的大哥陈浩南，两人相逢一笑泯恩仇，身后数十位身着西装的江湖少年毕恭毕敬的齐声喊道，“南哥好”。
单单是由杜琪峰导演的、在1999年上映的《暗战》，他就看了100多次。吸引他的是里面的非典型性的英雄，李越讲自己从《古惑仔》到杜琪峰的喜好变化，也是他对于香港和江湖的理解变化。
“我比较喜欢认真严肃的人，还有不被理解的英雄。在《暗战》里面就是一个生命已经要结束了却依然坚持讨回公道的刘德华，和一个不被赏识但依旧认真工作的刘青云。”
杜琪峰可以被视为香港黑帮电影集大成者。他的童年就在著名的九龙城寨度过，有着非常传统的价值观。杜琪峰一生沉迷于拍摄小人物的生存故事和面对挑战的挣扎，也承继了小人物的办法：奋力拼搏，讲情义，面对障碍不放弃且很狡黠。
在《南方人物周刊》的采访中，他说，“我一辈子最守规则，又最不守规则。”
李越还喜欢刘伟强拍的《无间道2》里的吴镇宇。在电影里，吴镇宇所饰演的黑社会家族继承人倪永孝致力于洗白家族生意，要让家族“抬头做人”。“家族责任感很强，但关键时刻又很坚决，能下得了手。”
尽管在之后他看了《教父》，明白了从好莱坞到香港的影视文化脉络，但他依然会记得当时那种看到吴镇宇讲出“我们倪家要抬起头做人”时，心里一动的感觉。香港电影中对于“出人头地”和“抬头做人”的追求，也在日后被解读为香港精神的一种。
在2016年的北京电影节里，有一个银河映像专场展映环节。李越依然抢了其中几场电影票。“其中有一场，我就坐在影厅门口工作，工作完了马上进去看的。”
刘伟强和杜琪峰在香港电影回归的前10年里，将警匪片这个商业片类型做到了极致。里面包含了对香港社会的认识、对黑社会文化的理解，来完成对香港当时那个即将走向终结的混乱时代的致意。
“我不再是从前的我，你不再是从前的你”
《无间道》是不少观众记忆中香港电影新世纪最浓墨重彩的一笔
“我很喜欢《无间道》，我觉得它是香港警匪片的巅峰。”
在广州长大的谢晓雅说道。但对于她而言，她对《教父》的欣赏不亚于对《无间道》的喜爱。生活在一个离香港只有2个小时动车距离的城市，她和她的家庭对来自香港的一切习以为常。
不论好坏，她体验了最完整的香港电影。“王家卫、杜琪峰、周星驰，乃至于Twins、杨千嬅、郑秀文拍的各种各样的小鸡片，我全部都看过。”在她小学的时候，蔡卓妍曾经演过一部讲述普通女孩如何变成大明星的电影，叫《下一站天后》。
“我全部同学，都会唱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在两个月前，她才花了1000多块钱，去看Twins的演唱会。
香港电影对她的生活产生了或明或暗的影响。电影里描绘的生活过于光鲜，在她那个时代的珠三角家庭，因为地利之便，都得去香港采买日常用品和衣服鞋袜才算时髦。“你想想，跑去香港，买洗发水、沐浴露，带着行李箱去买，恨不得连酱油都在香港买。”
正如同海淘网站减少了她去香港购物的热情一样，来自世界各地的影片早已消减了她看香港电影的热情。从她初中开始，就有大量的美剧和英剧的盗版资源在互联网上流通，再也不需要只通过香港电影看世界。
谢晓雅依然清晰地记得，在她上高中的时候，正是大陆游客赴港旅游生子热情最高的时候，香港空间狭小、资源有限的劣势逐渐显现出来，加剧了两地之间的矛盾。“当时有一对夫妻带着小孩在旺角找不到洗手间，只能让孩子当街大小便。这件事情成为了导火索，从那时候开始，‘蝗虫’的声音出现了。”
在第一次去香港的时候，她特意和家人去重庆大厦那里看了一眼，还路过了弥敦道和皇后大道。“虽然去到了也就那样，但是，你还是会在心里想，哗，那个就是重庆大厦；哗，那个就是皇后大道。”
对于老一代的香港电影工作者而言，在他们大批北上拍片以后，也很少展现现在的香港了。也有成名的香港导演表示，“你只讲述一个香港故事，投资人不会投钱”。
关注港片的公众号《香港电影》运营者煎酿三婶认为这并不是一件坏事：“他们走到内地，获得了更多的资源去实现他们心中的创意和想法。对于电影人而言，他们不能只将目标停留在观众喜不喜欢，他们是要去引导观众，帮助华语电影工业进步。”
不过，对于香港本土变化的关注依然是一些香港电影人坚持不懈的立足点。在平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