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场内外的香港历史
章诗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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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8-22
章诗依
去年以来，香港出版了两本有关香港足球的专著，分别是《足球王国——战后初期的香港足球》与《跟着足球看香港》。两本书的共同值得关注之处，是紧扣当下香港社会的脉动，以足球作为切入口，梳理港人的身份认同问题，别开生面地为这一牵动香港社会也更牵动内地朝野神经的问题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香港曾是足球王国
现代中国足球历史的早期册页上，印满了香港的痕迹。
从1912年第一届远东运动会到1927年第八届，中国足球队的队员清一色由香港华人球员组成。除了第一届不敌东道主菲律宾队外，中国队在其余七届赛事上都顺利夺冠。第九届和第十届赛事，开始有上海球员在中国队效力，但仍以香港球员为主力，中国队在这两届上成功卫冕。
不过，远东运动会只有日本、菲律宾与“中华民国”参加，所以代表性有限。在1954年与1958年两届亚运上夺得金牌，则十足证明了香港足球在当时首屈一指的实力。
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流传着一句话：“看戏要看梅兰芳，看球要看李惠堂”，李惠堂即是香港南华队培养出来的球员。他身高1.82，速度快，控球技术出色，能左右开弓射门且势大力沉，被香港媒体誉为“球王”。1925年李惠堂到上海，出掌大学足球队教练，随后加入上海乐华足球队，曾率队以4：1的比分击败过当时的英国强队列克斯队。作为中国现代足球的两大重镇，沪港埠际比赛从1908年即已展开，直到抗战爆发才终止。
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上，中国足球队中的22人中，有15人来自香港球会（即俱乐部）。
第一个在欧洲足球联赛上亮相的华人职业球员，是来自香港的张子岱。他效力于英国黑池队，1960至1961赛季，在中央联赛出赛26场并取得14个进球，高居射手榜第二名。
以弹丸之地而能在中国足球版图上留下如许足迹，得益于香港得风气之先。不过，由于曾经的殖民地身份、夹在两岸不同的政治实体间的处境，香港对中国足球运动曾经的贡献并未得到广泛认知。例如李惠堂，尽管在港、台两地声名卓著，但由于亲近国民政府的缘故，直到近年才被内地所知。香港回归近20年，港人不但身份认同问题悬而未决，本土主义反倒有日趋高涨之势，甚至出现港独逆流，在这一背景下，《足球王国——战后初期的香港足球》（李峻嵘著，香港三联书店2015年出版）一书的出版，对于了解港人国家认同的历史流变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用足球打败殖民者
上世界五六十年代，包括业余队与职业队，共有11只英国足球队访港，引发过两次骚乱，其中的故事，反映了被殖民者与殖民者的矛盾。
1958年到访的黑池队是第一只访港的职业球队。比赛的结果，是黑池队以10:1大胜香港的华人球队华联队。黑池是职业足球队，实力远高于香港球队是自然的。但香港华人媒体对这次比赛的报道，却留下了一份值得玩味的纪录。
由国民党在港主办的极右派报纸《香港时报》报道了比赛现场华人与洋人的不同反应：“赛后，洋人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国产球迷为之气结不已。”左派报纸《文汇报》报道说：“黑池之胜，使香港的英国球员神龙活现，一如他赢了波（注：粤语“球”的意思）。有个华会球员说了句：职业脚走，你们还是要经年累月挨打的。”当时香港足球还没有走上职业化的道路，在日常的比赛中，香港的英国人足球队不是香港人的对手，所以本国足球打败了香港本地的球队，令他们觉得替自己出了气。
1961年5月，英格兰足总派出一支由职业球员与业余球员组成的混合队访港。在第一场对阵港联队的比赛中，英格兰队以4:2获胜。第二场比赛是对华联队。踢到下半场中段，比分仍是0：0。68分钟时，华联队的黄文伟在禁区内铲断球英格兰球星汤姆·芬尼的控球，苏格兰籍裁判比特力判罚点球。香港球迷不满比特力的判决，赛后向其投掷物品，并在球场外聚集，声讨裁判，有人更在路旁找来水管等物件堆放于马路上，以图堵路。警察劝喻球迷离开，遭到球迷掷物。警察用警棍驱散人群，在警察采取行动过程中，有7名闹事者受伤，两人被捕。
骚乱爆发后，香港报纸对到访的英足总队的评价翻转过来，不再像对黑池队那样，认为客队是香港球队学习的榜样，相反，左、右两派的报纸都认为，英国队除了体力比香港队好之外，个人技术未见得比港队好。更大的变化是，多数华人报章都指责英足总队踢法粗野、欠缺体育精神。
左派的《新晚报》除了指“球证（裁判员）枉罚华联”外，更指英队不受香港球迷欢迎：“客队有若干球员常以体力较佳而踢出茅波（茅波系粤语，指耍赖）。不断地引起看客们反感”。《大公报》认为英队“窘态毕露”、球员“都有毛手毛脚之动作出现，如拉人、如踢脚、如推人、甚至骂球证”。《香港商报》则认为，英队所以“丑恶态度显露出来”，是因为“华联队打出了令人振奋的斗志和勇拼精神，不但守得稳，而且积极争取进攻，英国队被攻得‘发茅’，原形毕露。”
右派的《香港时报》也认为，客队的粗野踢法是被华联的优异表现逼出来的：“英国队昨晚遭遇强劲对手，图穷匕见，拉手拉脚，大打茅波，体育精神荡然无存。”并认为英国队虽然得胜，“但面子却由此丢尽！”
《香港时报》将这场比赛至于族群之间、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冲突的框架中加以阐释。该报不但盛赞香港球员踢得出色，并指“更使全中国人感动和感动到下泪的是他们在对方推，拉，踢，撞的踢法下，全队球员冷静地作战，毫不动火，更不以牙还牙”。言下之意，华联队员捍卫的是华人的尊严何光荣，体育精神胜过英队。《香港时报》还借题发挥，对英国殖民者对待香港这个殖民地的心态做了批判。该报说，战后十多年来，在香港，华人球队崛起，胜过本地的洋人球队，所以每有欧洲球队来港，香港都有许多洋人义务地给这些球队提供情报，他们希望欧洲队打垮港队，为自己出一口气。该报进而评论说：“他们留居香港，只把香港土地和财宝当作他们的，香港的中国人仍是中国人，而不属于他们所有的一部分。香港华人足球的光荣，他们当作是他们的耻辱。”通俗点说，居港洋人支持客队，反映的是殖民者作为掠夺者的心态。
第二次骚乱
八年之后，也即1969年6月，香港爆发了第二次针对英国球队的骚乱。6月15日，英格兰足总联队访港，与港联队比赛。此次英队到访，从一开始就散发着不祥的气氛。
比赛前一天，客队抵港后即在启德机场举行新闻发布会，第二天，多份中文报章对英队领队、国脚杰米·阿姆菲尔德的态度表示不满，认为其“态度嚣张予人不良印象”，《香港时报》则直斥其“在招待会席上与记者殊不合作，‘十问九不答’，其绅士优越感的气焰迫人，溢于言表，因此使行家们大表反感。”
比赛当晚的入场观众人数为25000人，最后客队以6:0大胜。赛后，爆发骚乱。球迷在比赛末段开始在看台上纵火。警方派出持枪防爆警察到球场，预防球迷冲入球场。客队最后在警察护送下返回更衣室。大批球迷随即在场外聚集，并向路过的汽车投掷花盆和石块等杂物。骚乱中，共有5辆汽车被破坏，包括当时在政府中任助理辅政司并兼任足总副会的钟逸杰的座驾。警方最后手持警棍驱散闹事者。被驱赶到礼顿道方向的闹事者在路上燃烧报纸、家俬等杂物，并破坏路上的公共设施如垃圾箱等。事件中1洋人受伤，另有1人被捕。
关于骚乱的原因，左派报章归因于客队和裁判员。此次比赛的裁判是香港英籍人柏力，左派报章认为其偏袒“祖家”，执法总是有偏差，因为无法控制比赛，而客队本来就踢法粗野，裁判的不公可谓火上浇油。此外，左派报章还认为，警方出动防暴队恐吓球迷，引发球迷愤怒，也是骚乱的成因之一。
右派报章不像左派报章那样同声相应。《华侨日报》各打五十大板，认为骚乱的责任不在客队与裁判员，“双方球员求胜心切……踢来不甚斯文”；“英国队得到不少本港英国国民捧场，而港联选手队亦有大量观众作义务啦啦队，使得全场气氛更为恶劣。”《星岛日报》没有强调事件牵涉华洋矛盾，认为球迷骚乱主要是不满客队的球风，“英国球队一派硬桥硬马作风，所以球迷在‘扶弱’的心理下，对客军之动作感到厌憎。”
另外两份右派报章《香港时报》与《工商日报》则用华洋矛盾的叙事框架去描述骚乱。《工商日报》认为英队有看不起华人的表现，《香港时报》则直截了当地以华洋矛盾来解释骚乱起因：“有优越感的‘英国绅士’，昨晚在港府球场为祖家球队打气，一群小童用白布悬挂战旗，站在铁栏摇着响铃。这些地方是平日球场的禁地，足球总会昨晚为什么准一班英童在场边的铁栏站着摇旗呐喊，挑拨起华人的民族意识。”
不过，虽然认同骚乱与华洋矛盾有关，但这两份右派报章并没有像左派报章那样，指控警方行动是激化事件的因素。《星岛日报》的社论呼吁球迷“保持守法精神”，不应将“国籍或种族因素”带进场内。
流行的谬误
《足球王国——战后初期的香港足球》一书的作者李峻嵘认为，上述两起针对英国球队的骚乱显示，虽然战后的香港没有大规模针对英国人的族群冲突，但殖民主和被殖民者之间的芥蒂其实仍能在足球中反映出来。
这一结论，为长期以来关于殖民时期的香港论述补充了新的经验材料，有助于丰富我们对香港殖民时期历史的认识，对认识当下香港社会现状亦有助益。
一段时间以来，对香港殖民时期历史的叙述不乏含混之处。香港回归中国，放在历史长河中看，是雪洗百年耻辱记忆的盛举。但同时存在的一个重要事实是，历经百多年殖民历史后回到祖国怀抱的香港，是一个经济繁荣、政府廉洁、法治严明的社会，社会整体文明程度很高，人均GDP超过3万美元。这一事实，相当程度上解构了对于香港历史的悲情叙事，也为回归后必要的解殖工作带来复杂性。换言之，将香港一个半多世纪的历史描述得一团漆黑，以衬托雪洗历史耻辱的扬眉吐气，并不符合港人真实的心理现实。作为一个流浪达一个半世纪之久的手足，怀有这种心理，应该被理解，也是对历史事实应有的尊重。
但是，另一方面，港人对自己过往历史的复杂心态，不代表殖民时期港人就是驯顺的子民，更不意味着对殖民者的感恩戴德。前述上个世纪60年代足球场上针对英国球队的两场骚乱，就颇能说明问题。近年来，香港极端势力冒起，甚至有人大张旗鼓地打出港英旗帜，尽管这一势力绝非代表香港主流社会，但由于缺乏客观而有效的解释，某种程度上，香港人怀念英国殖民统治，成了内地大众对港人的集体想象。与此同时，殖民地时代的港人都是顺民，在英国人统治下不追求民主，回归之后看内地怎么都不顺眼，才有了民主的矫情，诸如此类的似是而非的说法，一时相当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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