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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底万科新买家中策:前主人曾受周总理委托做1件事

发布日期:2018/5/18 17:56:07 浏览:1538

来源时间为:2017-07-07

来源:华商韬略丨华商名人堂毕亚军最新消息称,万科股权争夺战又添新变数:香港上市公司中策集团旗下的证券公司中策富汇,从本月初开始增持万科H股,目前已持仓至2.57,市场还猜测,中策此举是在替恒大收购万

来源:华商韬略丨华商名人堂毕亚军

最新消息称,万科股权争夺战又添新变数:香港上市公司中策集团旗下的证券公司中策富汇,从本月初开始增持万科H股,目前已持仓至2.57,市场还猜测,中策此举是在替恒大收购万科再添筹码。

该猜测是否靠谱不得而知,但在资本市场,中策集团和他的前主人,曾是神一般地存在。

中策前主人黄鸿年

新加坡华商领袖黄鸿年,华商韬略的读者对他并不陌生,他是华商韬略_华商名人堂的荣誉总编辑,我们也多次写过他的故事。他今天已与中策集团毫无关系,但中策集团却由他开创并带到巅峰之上。

黄鸿年出身豪门,他的父亲黄奕聪曾是印尼首富,他的家族至今是东南亚的殿堂级财团。在中国,仅黄鸿年家族投资的造纸工业旗舰APP(中国),总资产就超过1200亿元人民币,拥有清风等生活用纸品牌,也是全球最大铜版纸工厂。

但黄鸿年的故事跟这些没关系,他的人生是他在家族之外由自己堪称任性的写成的。他从小就任性,10来岁就“行侠仗义”,惹事生非,父亲被他搞得烦不胜烦,一句“我管不住你,让毛主席来管你”,就把12岁的他扔到中国接受了10年的教育,上山下乡,“文革”期间是在受不了啦才回去。

黄鸿年任性而有趣,有趣又坦诚,是商界为数不多真正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与生活的人。他天马行空,浪漫天真,任性劲儿上来,有点天王老子也管不住的意思。但不同的是,他很少去硬撞南墙,而是有趣的变通、化解。打得赢就打,正面打不赢侧面打,侧面还打不赢,实在没办法,就撤,就放下,这是他的个性。

他不为难别人,也不为难自己。他从出生就为自己喜欢的人和事,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而活。父亲送他过来直接写信给周总理请求安排,“文革”被流放到山西还能到北京饭店给小伙伴搞点洋罐头回去,成分不好不能跟喜欢的妹子谈恋爱就要周总理“安排我回去”的他,也有这个资本。

香港中策集团

资料图

一个他不默守陈规,也不撞南墙,而是善于有趣搞变通的侧影是,他的父亲从一个倒卖椰产的小贩成为一国首富,对下一代的管教非常严格,并曾制定一个飞机不能坐头等舱的家规。其他兄弟姐们都老老实实的遵守,但黄鸿年破了这规矩,还轻松过了父亲的关。那天,他刚坐进头等舱,就看到父亲扛着包向自己走来。他心头一慌,正想解释,但父亲白他一眼,没搭理,就径直走到经济仓坐下去了。

按常理,一顿臭骂和按家法严惩是少不了啦。但黄鸿年下飞机后,只是嬉皮笑脸地对着面带愠色的父亲说了一句话,就“马屁”一句暖三冬了:

你不坐头等舱,我坐头等舱,这也是有道理的,因为我的父亲比你的父亲成功。

“接受毛主席教育”的10年,让黄鸿年对中国的有了深刻的了解和理解,放大了他的勇气和格局,也为他后来在中国的商业运作打下基础。

刚回印尼时,黄奕聪担心黄鸿年被“文革”弄傻弄废了,安排他在香港学打字、学英语,但他兴趣缺缺,甩下一句“我天生就不是做具体工作的”,就胆大包天地回印尼找父亲要了一个工厂来自己管理,而且还管出了效益。

他自己不懂具体业务,但活学活用毛主席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用几倍的价格请到一个日本经理帮自己管工厂,一年时间就利用印尼与日本货币之间的汇率差以及银行利息差,赚到了几千万美元。

因为“天生不是具体工作的人”,黄鸿年在家族干得很不愉快,主要是跟父亲不对付,“一山难容二虎”。憋了一段之后,他干脆“离家出走”,跑到新加坡,几折腾,几折腾就成了新加坡最令老一辈生畏的“后生”。

老一辈为什么对他生畏呢?因为不做具体工作的他,找到了亿个搞宏观工作的办法——收购公司,搞资本和产业运作,收购对象往往就是这些老革命辛辛苦苦一辈子建立起来的事业,而且,他的行动快、准、狠,三下五除二就解决了。

其中,最经典的案例就是他联合李光耀的弟弟李金耀,用一个生产洗衣粉的上市公司,几经折腾鲸吞了当时新加坡最大的商业地产企业——新加坡置地,创下当时新加坡史上的最大企业收购纪录,并组建了新加坡最大的地产企业。

香港中策集团

资料图

一顿饭收购一座城的国企

除了回印尼之初当过一段时间的甩手掌柜,商界的黄鸿年的确一生都没做过“具体工作”。他崇尚通过资本运作产业,他说:“自己投资搞企业,从买地、建厂到出产品,要做太多繁琐的事务,我没这个兴趣,也没这个精力。”

他还有句名言,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可买寸光阴,收购就是用“寸金”购买别人的“寸光阴”。“他辛辛苦苦一辈子,我可能几个晚上就拿过来了。”

早在1985年,黄鸿年就打过收购中国企业的主意——收购青岛啤酒。曾受周恩来总理委托帮他(注:此处指熊向晖)在“文革”期间回印尼,此时已是中信集团党组书记兼副董事长的熊向晖,还曾亲自到机场贵宾室接待他(注:此处指黄鸿年),并代表集团对他“招商引资”。但当时刚刚开放,谁也不敢大开转让国企股份的先河,他的计划因此落了空。

1991年,黄鸿年重回中国舞台的梦想真正开了端。当年,他淡出新加坡市场,在香港收购了一家处于亏损状态的日资上市公司——“红宝石”,将其更名为“香港中国策略投资公司”(简称为“中策”),并且拉来李嘉诚的和黄集团、美国摩根士丹利、日本伊藤忠商社加入其中,轰隆隆就把收购的战车开到了内地。

“中国策略”就是此次突袭万科的“中策集团”。这四个字彰显了黄鸿年对公司发展的定位与雄心,一轮轮后来惊天动地的大收购,大交易也就此发了端。

1992年4月,时任山西省委书记王茂林邀请黄鸿年到山西故地重游并参观了太原橡胶厂。看完工厂,他心里正琢磨,要是能够收购这样的企业也很不错,书记就先开口了。“问我怎么样,要不要合作啊?我说好,当时就答应了,并建议‘中策’用现金和太原橡胶厂合作成立新公司,‘中策’控股51。”

必须51,除了51,什么都好商量。这是黄鸿年在整个国企收购中最关心的事,也可以说是他对当时缺乏资本运作知识和经验的中国最大的“巧取”。有了这51,他就可以拥有控股权,就可以更轻松地去实现资本运作的目标。他的“取巧”则在于:“很多省市领导觉得49和51,也就是两个点,无所谓,没有控股权意识,所以我是多要两个点,四两拨千斤。”

山西方面很快就同意了51的方案。有了第一个项目的成功样板,一系列放在今天不敢想像,也不可能发生的国企收购大戏,纷纷上演了。

拿下太原项目不久,黄鸿年就到杭州一次收了4家企业,有效益好的西湖啤酒厂和杭州橡胶厂,也有一家政府要求“搭购”的亏损企业。原则上,他不想要这家亏损企业,但对中国国情的谙熟让他欣然“笑纳”。他知道,只有这样政府才会开心,只有政府开心,他才有成功的可能。他说:“当时,中国还处于小农经济的意识形态,什么都讲配套,给你个好处,也要你解决个麻烦。”

收下这5家企业后,黄鸿年开始被关注,“中策现象”之说陆续见诸报端。南巡讲话后,深化改革开放的气氛渐浓,地方官员和国企厂长经理都着急“摸着石头过河”。创造了国企改革新模式的黄鸿年成了各地争夺的香饽饽,推着“原来并不准备搞那么大”的他,不断把计划变大,再大,更大,大到自己都后怕。

黄鸿年说,在中国做生意,最重要的就是吃饭,他还把毛主席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改成了“革命,不是请客,就是吃饭。”他的很多大交易也都是在饭桌上完成。其中,在祖籍地福建泉州的一顿饭,他就惊动了大半个中国。

“席间,书记和市长跟我谈了很久,希望我在家乡投资。我实话实话,不想在家乡投。因为在家乡,都以为我是来捐钱的,但我是上市公司,不可以拿股东的钱做慈善。但他们还是很认真地做我的工作。我就开玩笑问,泉州市总共有多少个厂?市长说总共有41个企业。我说,那就都合了吧。他说,真的吗?我说,真的。他们赶紧去请示省里,当时就答应了。”他回忆。

“买下泉州”不久,黄鸿年就在大连创造了新记录:弄了一个一次性收购该市101家轻工行业国有企业的“一揽子计划”。再之后,烟台的一顿饭,他办完了从签约到获得新公司营业执照的所有手续。“市长要求所有赴宴官员随身带上公章当场盖章,我也当场打电话给银行,第二天一早就将资金到账。”

如此速度和魄力下,不到两年时间,“中策”就在内地设立了200多家合资企业,总投资超过百亿元人民币,在当时,100亿是个绝对的天文数字,而其涉足行业之多,跨越地区之广,以及收购过程中一次性买下几十上百家企业的大手笔,在全国乃至世界也都堪称史无前例。黄鸿年就这样,不经意创造了历史。

收购扩张的同时,黄鸿年也大刀阔斧搞改革,重整工厂的生产关系,激活工厂的生产力,不长时间就把一家家没有竞争力的企业改造到初具现代化的雏形,并且将相当部分扭亏为盈,焕发新生机,但这相对具体的工作,不是他的重头戏。

把企业改造之后批量上市,才是黄鸿年的大计划,而且,这一计划同样进展神速。1993年7月1日,“中策”将在国内收购的橡胶和轮胎企业打包,于百慕大注册为“中国轮胎公司”并成功在美国纽约上市,募集资金1亿多美元,并且用这笔钱于重庆、大连、烟台、银川再收4个轮胎与橡胶厂。

紧接着,黄鸿年又将“中策”在北京、杭州以及烟台等地的多家啤酒厂打包,于百慕大注册为“中国啤酒控股公司”,并在加拿大多伦多成功招股上市。

1994年7月,黄鸿年将“中策投资有限公司”更名为“香港中策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进一步显示自己对中国市场的巨大信心。而到此时,当年亏损1476万港元的“中策”,净利润已高达3.12亿港元,成了香港股市上的“奇迹股”。

而辉煌的成绩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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