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社会，2005
东莞仔就是这种暴力基础的最好表现，他逼迫大头交出龙头棍的那场戏，近乎戏谑地揭示出了暴力和权力的关系。电话的一头各位老大端坐着协商龙头棍的去留，另一头东莞仔将大头打得浑身是血，逼他交出龙头棍。最后双方老大电话中的一个指示，东莞仔就停手了，大头也交出了龙头棍，这电话两端的动静对比，所谓的权力不过是隐藏的暴力的艺术，它绝不会拒绝暴力，关键在于如何隐藏。飞机是全片里面纯粹暴力的化身，凡事打打杀杀，以为凭着自己的一股狠劲，就能在社团闯出一番天地，没想到最后落得在街头被人砍杀的命运，对于黑社会的小混混而言，暴力只是自己生存意志的体现，飞机只不过想努力地生存下去。但飞机用错了方法，是阿乐口中“一辈子的古惑仔”，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权谋算计，也没有看准经商的时代大潮，但他也有在这个丛林社会里面生存下去的愿望，暴力就是他努力的方式。从这点上看，飞机和社会上的普罗大众没有什么区别，杜琪峰借着Jimmy仔之口，说出了一句“不要碰他”的同情之词。
黑社会，2005
作为一部黑帮题材电影，《黑社会》对于暴力元素的运用独树一帜，全片杜绝了枪的使用，同时对砍杀等暴力行为进行冷处理，杜琪峰有意克制暴力实际上是为了突出其背后的东西：权力。暴力只是为了达到控制的手段，而控制一个人是权力的目的，彰显出一些中国传统的权力手段。无处不在的权力斗争，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人与人的关系充满了控制与被控制，“以和为贵”是一种略带讽刺的说法。所谓的“和”就是秩序，但为了达到这种秩序，需要付出很多斗争的代价，这是不可避的。杜琪峰看到了这点，Jimmy仔这个人物的矛盾性体现了他对“以和为贵”逻辑的拒绝，但这种貌似看破人性的视角，实际上是一种道德主义的评判。始终纠结某种好坏与否，面对残酷的现实，好坏与否的标准失灵了，由此产生的挫败与幻灭只能让人陷入对自身命运的无力把控。所以在影片最后，Jimmy仔有了一个尚未出生的小孩，这可以看作杜琪峰态度的隐晦表达：他相信有一种更文明的解决方案，虽然这种相信显得非常无力。
未来恐惧症下的身份焦虑
《黑社会》可以说完成了杜琪峰设立的创作理想，创造出了一种文学性思考，涉及了香港过去的历史和社会内的权力文化。杜琪峰甚至达到了一个高度，触及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权力观念和文化观念。而杜琪峰的道德主义和宿命论给黑社会的消亡加上了某种悲剧色彩，没有看到这是黑帮社团作为一种不成熟的组织必然的命运。
黑社会，2005
撇开苛责之言，《黑社会》本真地反映了1997年之后，香港人对社会变迁的手足无措，因为无力理解适应这种变化，人们倾向于寻找一个替罪羔羊。但杜琪峰没有盲目地采取这种民粹视角，因为从组织形态上来说，黑社会和国家有着相同的权力基础，这种权力通常具有非常强大的排外性，所以大部分国家是不会允许黑社会组织存在的。这一点杜琪峰看得非常清楚，他对1997年之前的港英政府没有太多幻想，在第一部中，协调阿乐和大D的帮会内部事务被安排在了警察局的牢房内，这某种程度上暗示黑社会的存在一直在国家权力的监控之下。但同时帮会居然可以在牢房里面开展协调工作，也反过来说明港英政府不是一种强有力的国家权力，其实它甚至都不是完全的政府权力，只是一种殖民性质的代理权。
港英政府对于黑社会的态度在第一部中有明确表达：搞选举可以，不可以破坏社会秩序。这并不是因为港英政府好心，而是它没有足够的力量去迫使黑社会改变运行规则，所以邓伯在警察局可以和警长呛声：
“没有我们，香港明天还有谁泊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