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时间为：2022-03-01
中国第一家五星级酒店，是这个香港人搞的
2022-03-0109:08:29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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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动乱结束后，来内地探亲旅游的外国游客、海外游子和港澳同胞越来越多。
有个统计，1976年北京一年接待的外宾不足2万，但到了1980年，外宾人数一下猛涨到28万。作为侨乡、祖国“南大门”的广东，来访的外宾人数则从1977年101423人上涨至1979年的206797人，三年内涨了一倍。
这时有个尴尬的问题出现了，就是内地的接待能力捉襟见肘，包括北京、广州、南京和上海在内的大城市的宾馆，明显不够用了。更重要的是，管理和接待水平也相当原始、落后。
为了应对不断增加的游客，当时国家做出了一项重要的决策。没想到，这为中国吸引和利用外资意外地打开了一扇门，也为改革开放开了个好头。
这是中国改开史上非常有趣的一段故事。期间，港商霍英东起了重要作用。
回乡
1978年10月，霍英东带着全家，第一次踏上故乡的土地，番禺县。
尽管自60年代开始，他几乎每年都会来内地参加国庆观礼、体育比赛或洽谈贸易，但带着全家寻根问祖还是第一次。
在此之前，他已是蜚声海内外的知名港商了，且以与内地“走得近”而著称。
他们全家人来到番禺县后，受到当地政府和老乡最高规格礼遇：政府出动红旗牌轿车迎送，道路两旁还有大量民众夹道欢迎。
霍英东
老乡的热情，外加蔗林、稻田、桑葚和鱼塘构成的田园风光，让霍英东倍感窝心、如沐春风，不停地赞叹家乡的风景和人情。
但在高兴之余，他也发现了，家乡竟然连一栋像样的楼房都没有，全是低矮破旧的茅屋和平房。这与当地政府特意安排红旗牌轿车迎送他，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一家人来到番禺县市桥镇时，他的儿媳朱玲玲问负责接待的番禺姑娘：“哪里有洗手间？”结果姑娘给她端上来一盆热水，热情地说道：“喏，你可以洗手啦！”
当时内地大多数人还不知道洗手间即厕所。姑娘的举动惹得霍家人笑了半天。不过霍英东笑不出来，内心的酸楚反倒更加深重了。
到了夜里，番禺县委把霍家人安排进县里最好的招待所。
当他们一家人住下后，才发现这号称最好的招待所，洗缸连个活塞都没有，只能用暖水壶的软木塞代替，洗手间还有一股冲鼻的尿骚味，抽水马桶则积了一层厚厚的黄垢。
这当然不是家乡人故意怠慢霍家人，只不过这已是当时番禺最好的住宿条件了。
其实当时不仅番禺如此，即使在北上广这样的大都市，也找不到像样的宾馆（酒店）来招待“外宾”。
历经十年动乱的中国，涉外饭店非常少，首都北京，也只有7家涉外饭店，床位5200余张，实际达标的仅1000张左右，关键服务和管理水平也远远跟不上。
当时窘到什么程度？
很长一段时间，来北京旅行的外宾，一下飞机，先被拉到景点游览，晚上再到饭店等床位，安排不下，再送到北京郊区、天津，甚至空运到南京、上海住宿。有些客人不愿意折腾，坐在北京饭店的大堂等床位，就像现在餐厅等座差不多。
北京尚且如此，其他地方亦可想而知。比如当时的桂林，因为声名在外，许多海外侨胞和港台同胞都愿意去看看，怎奈每次都会因为住宿条件简陋，让旅游体验大打折扣。
当时有个段子：“桂林山水甲天下，我到桂林住地下！”
过去的招待所
涉外招待条件差，影响对外交流，在改革开放之前还不算大事，毕竟来的外宾不多，而且大多也不是来投资做生意的。可改革开放后，这就成大问题了，弄不好，直接影响外宾们的投资兴趣，而改革开放之初，咱们国内资金稀少，吸引外资可是重中之重啊。
对于广东来说，还有个大问题，就是自1954年创办的广交会，作为改开之前为数不多的对外窗口，每年都要接待大量来华做生意的外宾，宾馆不足，自然容易“招待不周”。
1979年春交会，来穗客商达到2.53万人次，远远超过广州的接待能力，结果在春交会开幕前夜，出现了无房安排客人的窘况，客商对此非常不满，纷纷向外媒吐槽。
这是改开之初，国内外对这类事都非常敏感，一些西方媒体趁机大肆炒作，唱衰我们的改革。
可以说，尽快提升国内旅游接待能力、建造更多更好的涉外宾馆，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外资
栽好梧桐树，才能引得凤凰来，其实早在1977年邓小平刚刚复出那会，他就已经意识到，建设涉外旅游酒店，对打开国门迎接来客相当重要。
当年11月，他去广州视察，指出十年动乱之前全国侨汇才3亿美元，现在广州就有4亿多，所以广州才是国内第一口岸。但与此同时，他也毫不客气地说：有位华侨对广州的旅游事业提了不少意见，说我们的建筑大而无当，还说住房里不能放痰盂、不要设蚊帐。
搞不好旅游接待，会让外宾望而却步，但只要搞好了，给外宾好的印象不说，本身也能赚钱，每年挣二三十亿外汇不是问题，再用这些外汇购买大中型机械、科技设备，何乐不为呢？
可问题是，要怎么建高档宾馆呢？当时国内的情况是，既缺人才，也缺管理技术，更缺钱。
为此，邓小平也有指示，1978年10月，他对民航总局、旅游总局的负责人说：“利用外资建旅馆可以干嘛！应该多搞一点。”根据邓老指示，国务院很快成立了以谷牧、陈慕华和廖承志为首的“利用侨资外资建设旅游饭店领导小组”。
所以当时的想法，就是利用外资，解决建旅游酒店缺人缺技术缺钱的问题——事实上，外资是解决改开之初大部分问题的基本手段。
该小组的办公室设在旅游总局，办公室主任由时任旅游总局局长、革命年代曾创办过广大华行的卢绪章担任，常务副主任则由旅游局副局长庄炎林担任。
为了建饭店，专门设立如此高规格的领导小组，应该说非常罕见了。
关键这小组的领导者也是副总理级别及以上的官员，这在过去从没出现过，由此可见，当时国家对这事的重视程度非同一般。
小组的领导者之一、侨办主任廖承志，曾对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庄炎林说过：“要改革开放，就要解决旅游饭店问题！”
换句话说，当时的领导者，是把建设旅游饭店当成改革开放“基础条件”来对待的，没有好的旅游饭店，改革开放这件大事就要严重受阻。
今天回头来看，当时中央为何会如此高规格地重视建设旅游饭店，除了我们前面说到的为了更好地迎接和招待外宾、本身也能赚外汇外，其实还有个原因：
旅游饭店作为最直观的建筑物、外宾来到内地的最先接触的事物，具有非常重要的示范作用，假如通过引入外资把饭店建设好了，那其他行业引入外资也就水到渠成了。
打个可能不恰当的比喻：
好的旅游饭店，会是改革开放中“利用外资、对外开放”最好的广告和名片。相反，坏的旅游饭店，就是招黑。
说到这儿，我们必要了解下改革开放之前外资利用的情况。
我们都知道，改革开放，起始于1978年12月18日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会上提出“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政策，还提出要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具体到利用外资，咱们国内第一部规范外商投资的法律《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则要等到1979年7月8日才正式颁布实施。
这意味着，国家提出利用外资建设旅游饭店之前，是没有具体外资利用的法律法规科可依凭的，一切只是摸着石头过河。
很多人以为，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国家就一直处于绝对的封闭状态，不存在任何利用外资的情况，其实不是这样的。
新中国利用外资的历史，可一直追溯到建国之初，即使是十年动乱期间，我们也有引入外资的情况，只是体量比较小，真正完全封闭的时间极短——主要指上世纪60年代末，我们断绝了外援，以“既无内债，又无外债”为尚。
随着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咱们国家就又开始引入外资了，而且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
1972年，在陈云的推动下，国家开始尝试办理短期外汇贷款业务。第二年5月，为了推动该业务，国务院还颁布了《短期外汇贷款失信办法》，截止1973年，共筹措外汇资金10亿美元——主要用于发展远洋舰队了。
当然因为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支撑，当时引入外资确实非常困难，具体实施者往往冒着极大的风险，甚至还会被人扣上“汉奸”的帽子。
1973年，时任央行副行长的乔培新，向主管经济的陈云汇报，搞外汇可能触碰“自力更生”方针，陈云鼓励他：
“你说的是一个合法不合法的问题，一个规章制度问题，我看，首先要弄清楚是不是好事。只要是好事，你们就可以找出一个变通的办法来讨论。”
——这是咱们国家老一辈改革家典型的实用主义高超智慧。
尽管如此，没有明确的政策法规出台，压力还是不小的。1977年《人民日报》曾警告：
利用外资必须坚持“两个不干”，不允许外国资本家开发资源，不允许与外资联合经营，也不允许向外国贷款。
实际上，一般老百姓因为受过去政策影响，也接受不了利用外资。即使《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颁布实施后，基本的舆论风向也在很长时间没能完全扭转过来。
所以法规颁布实施后，一开始全国才批准了6个合资项目，而且都是餐馆、养猪场、照相馆这样的小项目。
1979年，时任副总理、分管对外经济贸易工作的谷牧，前往日本谈下一笔为数500亿日元的贷款，这是改开后第一笔外国贷款。
谷牧母亲从电视上看见儿子访问日本，还跟日本人签约，拿着拐杖敲着地板骂道：“你去那个地方干啥？汉奸、汉奸。”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引入外资建好旅游宾馆，就显得意义非凡了。
“利用侨资外资建设旅游饭店领导小组”成立后，当时确定了在四个城市兴建八座旅游饭店的计划。这四个城市，分别是北京、上海、广州和南京。
洽谈
因为受到回乡见闻的刺激，霍英东本就有给家乡援建宾馆的想法。
所以回到香港不久，他就捐出了300万港元，参与了祖籍同为番禺的港商张耀宗、何贤和何添兄弟援建的番禺宾馆。
但这个项目是以捐款的方式兴建的，与引入外资，并让外资赚到钱、实现双赢的投资不一样。
霍英东出身底层，早在50年代朝鲜战争那会，他就曾打破西方海禁偷偷往内地运送物资，而且在文革结束前就曾代理内地的石油卖向全世界，当然也都是在商言商，但他自此与咱们内地走得很近，被视为“爱国商人”。
所以在中央计划利用外资建设旅游饭店时，首先想到的也是霍英东这样的爱国港资。
早在1978年国庆节前夕，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廖承志，就邀请了包括霍英东、李嘉诚、利铭泽、彭国珍等在内的一众港商，到北京商谈，并与邓老会面。
廖承志
而且因为霍先生声名在外，如果他能参与，对于众多港澳商人也有极强的示范效应。所以从中央到广东省、广州市的领导都大力支持，曾多次与霍先生洽谈。
但因为各种顾虑，其实与港商的洽谈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廖承志一度非常焦虑，曾给卢绪章写信说：“广州的霍英东一项，无论如何争取它能够谈成”。
本就充满爱国热诚的霍先生，本身当然非常乐意参与。但国内的一些制度障碍，也让他有所担忧。
他深知“投资办宾馆主要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所以他曾提出，不如还是像建番禺宾馆那样、以捐赠的方式在内地建宾馆。
但当时咱们内地这边的领导坚决不同意，认为这样影响不好，容易让外界以为，咱们改革开放就是向海外同胞要钱。
由此可见，当时咱们国内改革先行者的头脑是非常清楚的，吸引外资建宾馆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建一座可招待宾客的建筑物而已，而是需要通过这事打开改革开放吸引外资的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