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车之鉴
无论如何，香港迪士尼乐园都为上海迪士尼乐园提供了前车之鉴。
吴斌坦言，在迪士尼最初进入香港时，机制是极为僵化的。这种“僵化”体现在许多方面，比如，管理层全是外国人；乐园从上至下严守美国迪士尼体系，“一点点灵活度都没有”；又比如，迪士尼在进入香港市场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不太愿意与内地旅行社签约合作，寄希望于依靠签约香港的旅行社打开内地市场，但如吴斌所在的中国国际旅行社原就设有香港分社，不愿多加一道工序，又无法获得与香港迪士尼乐园签约的许可，只好作罢。
乐园开业后连续数年亏损，才意识到上述问题，并做出修正。上海迪士尼乐园则在开园前便吸取了这些教训，将各家跨国企业中懂中国市场与消费者习惯的管理者招致麾下。但凡旅行社上门签约，也都积极合作，甚至“找上门跟我们签订了深圳独家上海迪士尼的包销任务”，吴斌预计，在佣金方面，上海迪士尼也会更加灵活。
这也是上海迪士尼乐园开业时间一推再推的原因。因为它一边建设着，一边顺带着把中国的旅游市场研究了个遍，“迪士尼的研究做得非常细”，吴斌举了个例子，迪士尼最初进入香港时，会先研究内地游客的特点，继而研究内地游客与珠三角游客的差异，再研究不同年龄层游客的需求，甚至研究单个项目游客的排队时间、排队时的烦躁程度及投诉比例，从而反推他们需要提升的服务、推出的项目。无疑，这些大数据的积累分析直接影响了上海迪士尼的前期建设与营销方案。
路径很像麦当劳，先用一个看上去很简单且经典不变更的概念占领新市场，继而根据地方特色推出一些“变化”的部分以进一步打开当地市场。
上海迪士尼入口效果图野心勃勃的迪士尼集团肯定不是冲着让内部兄弟竞争而来的。事实上，两家迪士尼并不视对方为竞争对手，相反，“他们数据、规律性的东西，经验、教训都是互通的”，吴斌说。
上海迪士尼乐园更长远的目标应该是，以乐园为载体，逐渐介入迪士尼体系的上游，即文化内容的生产制作，借此回归迪士尼起家时的路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
迪士尼最初是先用在美国制造的影视项目打开中国市场的，“然后给你一个载体，即迪士尼乐园，线上、线下互动，”楼嘉军说。为了“讨好”中国受众，如《花木兰》一类具备中国IP的影片也时有出现，并且未来会越来越多。因为一个现实状况是，当下，欧美经济萧条，而中国旅游业的统计数字尽管常遭质疑，但过去30年每年的增幅从未低于双位数。
楼嘉军认为，未来，上海迪士尼乐园在影业上的成就有可能大于美国。
迪士尼的启发
上海迪士尼乐园的到来或可视为国内主题公园兴起的标志。
尽管董观志对此有些反感，他想不通的是，迪士尼既非航空母舰，也不是卫星或航天器，只不过是文化产品，中国人既然能制造出航空母舰、卫星和航天器，不缺资金、技术与管理经验，为何要在文化产品上出让主动权。
但更多人认为，迪士尼乐园的进入会对中国的主题公园、景区与项目带来颠覆性的影响。
目前，国内大部分主题公园还处在模仿阶段，但这种模仿其实是很粗糙的，比如，从业者们引进了令人快乐的过山车与跳楼机，但忽略了项目所承载的文化，“换了衣服没换袜子，换了袜子没换鞋子”，吴斌将这种模仿形容为“一块一块地抓来学”，而不是“系统地学”。
用楼嘉军的话来说，这是“瞬间开心”与“印象深刻的开心”、“玩”与“寓教于乐”的区别。国际主题乐园带着它的“快乐经济”进入中国，为处于产能过剩有待转型的“外行”们带来启发。这些年，越来越多民间资本进入主题公园领域，瞄准了这块肥肉——毕竟，严格意义上，中国旅游业还未出现能统领全国的标杆集团。
以万达、恒大、复星为首的原产业积淀雄厚的大集团甚至在试水阶段时就将目光投向国际市场，企图一步完成全球布局。王健林买了国外的游艇公司、影视集团和院线；复星集团成功收购地中海俱乐部后，又入股了世界著名旅游集团ThomasCook……“2016年到2020年，这种事情会越来越多”，吴斌认为，从行业角度看，大规模民间资本的进入无疑是好事，中国这些富有的“外行”们在初入行时，就为主题公园布下最新设备，“这就是说，我们的硬件从开业时就已经超出欧美了”，但在管理、创作、研发等“软件”上，“要达到迪士尼那样炉火纯青的地步，还要很久。”
受访对象无一不津津乐道于迪士尼乐园的种种细节——它擅于用简单的东西制造出步步惊喜，比如，当一对年轻夫妇住进迪士尼酒店时，打开房门的瞬间，会看到五彩缤纷的气球、盛开的鲜花和甜美的巧克力；迪士尼的内部装饰照顾到每一块瓷砖与每一顶马桶盖；乐园内每一条广播都有语速与情感上的精确规定……这些也是它几十年来屹立不倒的原因：让人身心愉悦地把钱掏了。而乐园只是迪士尼成功的一个缩影，迪士尼公司2015年财报显示，2015年，迪士尼公司收入超过500亿美元，市值逼近2000亿美元，股价在过去一年上涨了30，令华尔街刮目相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