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年前我就这么看，现在我还这么看，中国企业要做强做大成为国际化企业，必须善用收购兼并的策略。”他在最近一次接受华商韬略采访时强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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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大多数中国人还懂中国
黄鸿年能在中国大行其道，最大的原因是他非常懂中国。
在当时希望进入中国的外商队伍当中，几乎没有黄鸿年这样天时、地利、人和的人。他在社会主义中国读过10年的《人民日报》，也在资本主义的资本市场身经百战；他有通天的人脉和关系，也有在山西农村接受过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经历；更重要的，他有雄厚的财力，也对中国政府和官员的套路堪称了如指掌。
当很多人因为风吹草动担心中国政策时，他依靠自己对大形势的判断，该出手时大出手，因而占尽先机；当大风大浪真的打来，他又率先预见危机，提前闲庭信步，避免残酷的风吹浪打，也避免了同期资本大佬仰融等的悲剧，全身而退。
黄鸿年曾私下对我说，当时的国有企业，用政府开出的条件，他闭着眼睛都敢买。这其中，最大的原因也是他读懂了中国并深谙中国政治经济智慧。
首先，他看到了国有企业经营改善的巨大空间与可能性，“国营企业问题多，也有很多优势。一些企业已有自己的产品、市场和品牌；管理问题也并非厂长经理不能干，而是政府管理层级太多，他们不能尽情发挥。”黄鸿年说，“当时刚发展市场经济，竞争不激烈，稍稍转换机制便能占有一片市场，而且员工、债务也是在可以控制的范围内，所以闭着眼睛都可以拿。”
即使收购过来经营不灵，黄鸿年也并不担心。因为他还看到一个巨大的价值，也是他敢闭着眼睛买的最大保障。已经做过新加坡最大地产商的他相信城市的土地就是未来的财富。“每个国有企业都有大量的土地，而且许多在市中心。即使这个厂不行，光是这些土地就足以值得我去收购。”黄鸿年直率地说，当时房地产还没有起来，很多人想的只是怎么样让这个工厂振兴，但他已多看多想这一步。“所以，真正做大商业，最重要的是眼光，看你能不能看出潜藏的价值。”
也因为这一点，黄鸿年收购时，除了51，唯一挑剔的就是要选择那些建在市中心，交通方便，土地很多的企业。
对于收购的风险，黄鸿年也看得非常中国特色。“比如欧美企业，给他10个胆也不敢在中国收购那么多国企。受过哈佛、斯坦福教育和欧美政治经济法律熏陶的经理人不敢碰中国国有企业。”他解释说：“这些人，第一担心员工包袱，到企业一看，退休员工上万，下岗员工上万，就吓得不敢再看了，因为他们是美国眼光，美国裁退一个员工要几十万美元，但中国不需要。第二，他们一看中国企业的产品质量，生产流程等等，也是吓得不得了，万一产品有质量问题要召回或巨额赔偿怎么办？他们不知道，在当时，中国也不需要……”
黄鸿年在收购中的做法也让地方政府十分高兴，这是中央高层看穿他的意图，并喝令他停止行动之前，他在各地一路绿等的关键。他肯背债务，肯背员工包袱。被收购企业的工人，大都和他同龄，他知道这一代人命运多舛。无论在哪里，都绝不和政府在工人问题上争论，无论多少都很乐意接受。“哇，所有政府想甩出来的，我都接，让他们感动得不得了，别人最怕的我不怕。”他说。
对很多人头疼的跟政府打交道，尤其是发生矛盾和问题后的处理，黄鸿年就更显中国智慧。执行收购时，他都是让政府自己去评估出售企业的资产和债务，评估完了，他会问，这个评估报告是你们自己做的，可靠吗？对方说可靠，他也不查，让对方首长签个字或盖个章，证明报告准确无误转身就执行去了。
“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我深思熟虑之后，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这么做。”黄鸿年说，“你想想看，即使你找最好的会计师去查，翻箱倒柜折腾半天给你一个表，有几个机器，几张桌子，多少欠款，多少应收账款，你能保证这些都真实有效的吗？”最关键的是，黄鸿年知道：“如果你查了，那以后有问题就是你的问题了，因为你查过了。所以我不查，但你要给我签字保证这个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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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最终发现政府给的东西有问题怎么办呢？黄鸿年也是，好办！
“我这么相信他，他们也很感动，不会亏待我。有些地方确实有问题，也就是他们给了假信息。按很多外商的方式，就是去告他，你们不是盖章担保这是真的吗？用法律解决。我不那样，我请他们出来吃饭，说，您看，这该怎么办？”黄鸿年说，他的经验是，“我还没说完，他就会先说了，哦，我知道，厂里已经汇报过了。然后，他们会诉中央紧缩地方财政等等一大堆苦，说到底也就是钱是没法补了，然后就问我，让我说怎么办？”
即便话到这个份儿，黄鸿年都还是不说自己想怎么办，而要请对方看着办。“我说，我请您做主，听您的。中方以这个来入股，我们上市公司，如果没有一点说法和做法，我不好交代。他说，这个我知道，不能让你吃亏嘛，可现在我们财政上真的没有可以拿出来的钱啊！”
每当饭吃到这个时候，黄鸿年就知道，他会加倍得到自己想要的了。“他们确实也难，没有办法，我也不会不开心。接着喝酒，聊天，还安慰他。看我这样大度，他也不好意思，觉得对不住我这么大的信任，就跟我说，要不这样吧，我们给你些政策。”黄鸿年说，“我找他，要的就是这个。但我不说，让他说。”
这一招，是黄鸿年从政府官员们那里学到后举一反三的应用。“他们经常到北京去跑中央，跑计委，有时甚至请我帮忙找关系。我就问，他们跑什么，中央不是紧缩地方财政吗？他们说，不是要钱，是要政策。这让我深深体会到，在中国政策比金钱有效。同一行业的企业，有了政策优惠，你和别人便不在同一起跑线了。”
黄鸿年之所以能在其间游刃有余，也并不是因为他和这些官员有特殊交易和关系，而是因为他对这些官员的心态了解得透彻：一方面领导们想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积极引进外资，作出政绩；另一方面，许多国营企业经营管理确实存在问题，是个大包袱。现在有人出资收购，出资的人又可以信任，不妨尝试一下。
能与中国方方面面的人打交道，也是黄鸿年在中国政商通达的一个优势。他说，交朋友有三项基础：共同的志趣，共同的语言，共同的认知。而这些，他都有，而且能随时发挥，跟人打好配合。
下到各地，他开始并不认识省市领导，但很多领导和他是同代人，有上山下乡的共同经历，一接触，很快就产生共鸣。去卡拉OK，有些领导照顾他，点邓丽君的歌，而他高声吟唱的却是革命歌曲。往往是一曲唱罢，听者与唱者就从陌生变得熟悉，并在对青年时代的共同回忆中加深了彼此的友谊。
配合政府的方略，研究官员的心思，主动融入他们的思维，跟他们打配合，共发展，官员得政绩，自己出效益；做出样板来，让官员主动找自己，这是黄鸿年的政商关系经营学。他说：“拿钱收买人太低级，没智商，很庸俗，而且成本高，不划算。即使不被法律约束，我也耻于那么干。”
靠脑袋转得比别人快，眼睛看得比别人远，以及侠肝义胆和谋求双赢行走人生的黄鸿年，做什么都追求两个字：高明。他做事情的风格是，抓大放小，聚焦重点和关键，他的处世哲学是：“不要太精明，要高明。”
在中国那些年，黄鸿年的高明哲学是，不能太死板，既要守法又要灵活，既要精明又要糊涂。大方向要清楚，小问题要糊涂，主动吃亏，吃亏是福，不要聪明反被聪明误。“总结起来，就是学会吃小亏，争取占大便宜。”他笑呵呵地解释道。
高明而不精明的作风，让黄鸿年与各地的合作，既不是先君子后小人，也不是先小人后君子，而是一路君子不小人。“我一生都坚持一个原则，从不刻薄别人，让一让，得到更多。所以我想得开，看大趋势，不斤斤计较。”
但这并不代表黄鸿年没有个性与脾气。相反，他是出了名的爱憎分明，脾气上来，天王老子都不怕。2008年金融海啸期间，他曾在几乎一夜间亏损差不多10亿新币约人民币50多亿，他认为这是花旗给了他错误的信息所导致的结果，转身就把花旗告上法院。5年之后，他又同样起诉了他认为导致自己亏损的高盛。
为什么在西方如此讲原则，用法律武器解决问题，而到了中国却如此灵活？这就是黄鸿年中西合璧的智慧，是他比绝大多数外商“高明”的地方。1970年离开中国时，一度被点燃“革命”热情，但却在“文革”中被彻底浇灭梦想的黄鸿年，曾深深为10年的“荒度时日，浪费青春”而遗憾。而再次到中国后，他有了截然不同的看法。“觉得那10年，是一个无形的宝贵资产。”
黄鸿年经常形容中国是一部无字天书，必须细心地接触，才能有些体会和了解。他说：“我们经常谈国情，但国情是抽象的，只能意会不能言传。我那10年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和认识，是‘融化在血液中’。大家经常说，走万里路，读万卷书，我们那个时代的大串连就好像是读万卷书，这大大扩大了我的人生的接触面。经过这么一个大时代、大动荡的人，他的知识经验是课本所无法学习到的。”
对于在中国经营的成败关键，黄鸿年至今强调一句：“‘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在中国做生意也是这样，绝对要看清大方向，摸清国家的产业政策，和中央保持一致。”
也正是非常清楚与“中央保持一致”的重要性，当后来中国政府对他大规模的国企收购有了不同意见，以至于上到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后，他敏锐地嗅到了危机。稍微撞了两下，觉得不可任性之后，就果断舍去从法理上绝对站得住，也到了手的富可敌国的利益，退出了几乎所有中国项目，并且把中策转让给其他人，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就回到新加坡，开始了在国际资本市场，几十几百亿资金飘来飘去，但却“宅男”在家里“胜似闲庭信步”，一副世外之人，云淡风轻的新生活。
根据当时的收购清单，如果他当年的那些收购最终被如愿运作上市，尤其是那么多国企的土地持有到后来，今天的黄鸿年也许是亚洲首富级的人。但谈到那一段岁月的得失，他始终都是一副Nothing的心态。
拿得起，放得下，这也是黄鸿年的最高明之处。有了这一个，不为难别人，也不难为自己的他，生命中也就没了所谓过不了的火焰山。即便当年一夜间知道自己亏了几十亿，他也是当晚就“舞照跳”，“歌照唱”。
三个月前，我到新加坡拜会一位企业家，顺道拜访黄鸿年先生并向他请教，他在香格里拉酒店请我吃饭，言谈中俨然已是商业江湖之外的人，虽然他依然是各大富豪榜的常客，并且在海外发展着一个超级地产项目。当我在樟宜机场候机时，发现书店里的《福布斯亚洲》杂志，当期的封面人物也是他，不过讲的也不是他如何征战商业世界，而是他的博物馆和他的收藏，尤其是他如何成为全球最大佛教文物收藏者之一的故事。
还有一个题外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