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发达国家公共债务的快速增长反映出政府缺乏财政纪律和支出约束。不断去杠杆化难以解决政府债务问题，因为不断推行量化宽松措施会令政府不断延迟债务违约，亦令公共债务不断增加，会对国家持续发展及下一代产生相当大的影响。须提防“集体不负责任”症候群，并且以负责任的态度，避免公共政策背离政府长期建立的审慎理财原则。
我今天不谈货币经济学问题，因为多数人可能不感兴趣；但我要讲的问题与所有人息息相关。我们都已经习惯于经济繁荣和享受美好生活，而我们的父母和祖父母们可能做梦都想不到这种生活。我希望我的演讲能够引发和促进全社会就我们未来何去何从进行明智的探讨。
电影《1942》：父母出卖子女
▲电影《1942》，这部电影的历史背景是1942年前后中国省及周边地区发生的大饥荒。在绝望中，许多父母卖儿鬻女，换取一点钱或一碗米，仅仅为了能多活几天。图为电影《1942》剧照
去年我看了电影《1942》，这部电影的历史背景是1942年前后中国河南省及周边地区发生的大饥荒。这次大饥荒非常严重，数百万受到饥饿威胁的人因故乡没有食物而逃离家园。在电影中，饥民们离开家乡前往西安，希望能在那里找到食物和救助，但多数人殒命于旅途之中，没有到达目的地。在绝望中，许多父母卖儿鬻女，换取一点钱或一碗米，仅仅为了能多活几天。这部电影生动地描绘这一令人震惊的事件，这是一场悲剧，反映了并不太久之前，我们的父辈所经历的严峻现实和无法言说的人生苦难。
这些令人沮丧的恐怖画面和场景仅仅呈现在电影中。如今，我们生活的时代食物充足，日常必需品并无短缺。多数人认为好生活是理所当然的。电影《1942》中父母卖儿鬻女的悲惨场景是过去的事情，似乎与当代生活没有任何关系。事实果真如此吗？既然已为人父母，我们绝对会以决绝之心全力保护自己的孩子，给他们我们能负担得起的最好的东西，以期让他们有美好生活和光明未来。我们绝对无法想象为什么父母会出卖或抵押自己的孩子。既然如此，为何我会选取这样一个话题？
战争与和平：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政府债务不断上升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战事融资，许多国家政府都大量举借债务，公共债务大幅增加，占GDP的比重上升至极高水平。在工业化国家（如、、、和），1946年，政府债务达到最，平均占GDP比重超过200。政府的巨额借款排挤了私人部门的借款，使许多与军事供给无关的产业无法扩大生产。随着战后重建，工业化国家开始减少公共债务。
经过20多年的艰苦努力和经济增长，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工业化国家的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下降到30以下。同时，私人部门的债务稳步增加，占GDP的比重达到85。公共和私人部门的总债务占GDP的比重为110。
先简单谈谈债务。当一个人借钱时，无论是用于投资还是消费，债务可以产生许多积极后果。例如，学生贷款可以帮助许多没有支付能力的年轻人完成学业或培训，使自己终身受益。商业贷款可以帮助大大小小的企业家发展或扩大经营，这不仅有益于企业股东，也有员工和全体消费者。分期付款可以帮助我们购买物业或消费品，否则我们没有能力支付。虽然债务可以带来许多诱人的好处，但也有一个重大缺陷。这就是债务是一种负债，未来必须偿还，而且要支付利息。这意味着借款人需要用自己的未来收入偿还本金和利息。正是基于这一点，审慎的个人或企业必须确保未来有足够收入来偿还负债。
全球金融危机：更多政府债务
上文提到，至20世纪70年代，工业化国家债务占GDP比重稳定在110左右。而在过去30年中，发达国家的私人部门和政府不断举债，速度大大高于经济或收入增长速度。其结果是，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发达经济体平均债务占GDP的比重增加到290。危机后，尽管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私人债务有所下降，但政府的债务水平却持续增加。危机前，美国联邦债务总额是9.2万亿美元；7年后，联邦债务几乎翻了一番，达18.2万亿美元。占GDP的比重从63上升到103。2011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之前，欧元区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是100，到2014年第三季度，又增加2.7万亿欧元，占GDP比重上升到120。日本的情况更糟。过去20年中，日本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逐步上升，目前达到260，令人咂舌。加上私人部门的债务，日本的总债务占GDP的比重高达480，是发达经济体中最高的。整个发达国家的情况都不容乐观。
主要发达国家公共债务的快速增长反映出政府缺乏财政纪律和支出约束。除了德国，多数欧洲国家政府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在任何年份均未录得财政盈余，平均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在3～8。在美国，除总统1997～2001年第二个任期之外，联邦政府一直有财政赤字（20世纪80年代以来年均占GDP的3.2）。持续出现财政赤字，意味着政府必须增加借款来满足支出的需要。
定量宽松：缓解过多债务负担？
政府债务的快速膨胀也引起了人们对财政收支长期可持续的关注。目前的局面似乎可控，因为发达经济体的中央银行正在实行定量宽松政策，人为压低政府债券的收益率。主要中央银行大量购买政府债券，已经将债券收益率压至极低水平。一些欧洲国家的短期政府债券收益率已为负数，如德国、奥地利、丹麦和瑞士。政府债券负收益率意味着债权人要向债务人支付利息，以换取持有债务的特权，这显然非常荒唐。不知这种反常现象能够持续多久，但无论如何，我确信这种扭曲一定会产生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后果。至少我能看到的一个负面影响是，定量宽松政策会严厉惩罚审慎的存款人和养老金领取者。例如在日本，定量宽松政策有助于降低公共债务低融资成本，但代价是侵蚀政府债券持有人的购买力，其中很多持有人是退休人员和养老基金。
主权债务危机：只是经济体的意外事件？
▲即使陷入债务困境的国家能够设法通过债务重组渡过一场债务危机，就像20世纪80年代的和近期的，但未偿还的债务仍会影响其经济增长，人民也要承担巨大成本和痛苦，表现形式是失业率上升和生活水平的大幅度下降
问题是，为什么发达国家出现了目前的局面？我们知道，一个家庭或一家企业在过度举债情况下承受的压力。受到巨额债务困扰的家庭或企业必须减少支出或投资，这会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最终，如果无法偿还到期债务，则必然会走向破产。但谈及过度举债的国家时，人们会有许多错误的概念。当然，一个国家不会与个人或企业同样的方式出现技术性破产。但如果一国借债数量超过其偿还能力，并不意味该国不会出现违约。即使陷入债务困境的国家能够设法通过债务重组渡过一场债务危机，就像20世纪80年代的墨西哥和近期的希腊，但未偿还的债务仍会影响其经济增长，人民也要承担巨大成本和痛苦，表现形式是失业率上升和生活水平的大幅度下降。
因此，应当如何解释过去30年里发达国家的一般趋势，即支出超过收入，并造成债务水平达到了当前一代人显然无法偿还的现象？我能想到的一个答案是，直到最近，许多发达国家的人民一直都认为繁荣是理所当然的，并将美好生活视为自己的权利。因此他们想保持消费和支出水平。但该水平无法得到经济增长或收入增长的支持。发达国家的许多人错误地认为主权债务危机是某种意外，只会出现在发展中国家。同时，资本市场也似乎支持这种观点，投资者很乐意以极低的利率购买发达国家的政府债券。根据过去5年在美国和欧洲发生的情况，我们应当认识到，繁荣和美好生活必须通过努力工作和提高生产率来赢得，就像过去他们的父辈、祖父辈和曾祖父辈们所做的。毫无疑问，建立在举债基础上的经济繁荣和美好生活是不可持续的，在未来某个时刻一定会崩溃，就像用沙子建成的城堡。
过度负债的陷阱：进去容易，出来很难
至于如此之多的发达国家为何无法或不愿意走出高负债或过度杠杆率的陷阱，一个原因是，先支出、消费，以后再考虑还款是很诱人的。这可以解释为什么除了公共债务以外，全球家庭负债也已达到非常高的水平。但个人或企业能够承担多少负债存在限度，主要由市场因素决定。无论是银行、金融公司还是债券投资者，所有贷款人都会分析借款人的信誉，并会寻求高利率来覆盖信用风险，或在对借款人的还款能力有疑问时干脆拒绝贷款。另外，一般个体会考虑如果他无法按时偿还债务可能面临破产的糟糕后果。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公司的所有者和经营者。但对政府债务来说，情况却有很大不同。
在战争时期，政府没有其他选择，只能通过各种可能的渠道借款，以支持战争的需要，因为这涉及国家的存亡问题。我们理解这一点，参与战争国家的人民也理解这一点。但自1945年以来，发达国家之间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发生战争，为什么政府还不断增加公共债务，以至于达到不可持续的水平？今天我只讲简单原因，不谈复杂的原因。如果一国政府借钱来支持基础设施领域的生产性投资，如港口、机场、公路、桥梁和电站，或支持人力资本的开发，如教育、研究和培训，则这些投资会在未来通过提高生产率和经济竞争力来产生积极的成果。在这种情况下，未来偿还借款就不会有问题。但是，如果政府借钱是用于支持消费、造成浪费的投资和过度福利，则该国在未来就很难有能力偿还借款。
任何人都难以对尽早解决发达国家摆脱高杠杆陷阱的前景保持过度乐观。加杠杆可以支持国内消费和需求，从而带来快乐和享受，前提是资本市场愿意以比较低的利率支持这类借款。去杠杆则会造成相反后果，非常痛苦。短期内，去杠杆会导致经济衰退、资产价格下跌、失业率上升、个人和企业以及政府收入减少等。所有这些都是痛苦的，因此欧洲受危机冲击国家的人民强烈地反对那些解决财政可持续问题的措施。
过度政府负债和“集体不负责”综合症
还有一个简单但重要的原因，为什么普通人和他们选举的政治家都希望继续实行支出大于收入的政策，即使他们知道无法在有生之年偿还借款？原因即是我所说的“集体不负责”综合症。
父母会竭尽所能保护孩子，为了孩子，他们会牺牲自己的幸福，甚至生命。只有在极端绝望的环境下，如电影《1942》所描述的大饥荒，我们才会看到饥饿的父母出卖孩子的情况。但这是一种非常极端的悲剧性情况。我们不能说发达国家目前处于绝望之中。
当父母将孩子抵押出去时，他就必须为残忍和不人道的行为承担责任。但当一个选民推举的政治家承诺继续实行不可持续的支出时，他只是众多选民中的一员。选票的统计是不记名的，选民既不对他们的投票承担直接责任，也不对选举后果承担直接责任。选民可能认为或希望，即使国家债务只能由下一代人偿还，负担也可能由其他人的孩子，而不是自己的孩子承担。
在导致“集体不负责”的不记名投票机制下，“现在支出和不需要马上偿还”的诱惑会很容易压倒常识，转而支持会在中长期内产生不可持续财政后果的民粹主义政策。
如何摆脱政府债务危机：痛苦的去杠杆和坚定的结构性改革
▲20世纪90年代，决策失误导致巨大的泡沫和过高杠杆率。1997年，房地产泡沫破灭之后，香港的GDP在一年内缩减了约9，1997年10月至2003年7月间，住房价格下跌了66
非常明显的是，即使没有学习过经济学的人也知道，不能通过借更多钱和积累更多债务来解决由过高政府债务水平引发的危机，解决方案是在负债过多的行业逐步去杠杆。
从国家层面上讲，必须同时做好三件事。
●其一，政府必须实行可信的财政整顿计划，以减少公共支出和增加收入。
●其二，在减少的预算内，为在中期和长期内帮助经济增长回到健康轨道，政府应当尽量将资源配置到基础设施和其他生产性投资领域。
●其三，政府必须实行结构性改革，以提高劳动力、产品和服务市场的灵活性与产能，从而提升整个经济和个人的竞争力。
当然，我深知做好这三件事非常困难。但我认为没有其他捷径或坦途可走。所有由过多债务所引发的金融危机之后的调整都非常痛苦。我可以提醒大家上一次香港所经历的痛苦。
20世纪90年代，决策失误导致巨大的房地产泡沫和过高杠杆率。1997年，房地产泡沫破灭之后，香港的GDP在一年内缩减了约9，1997年10月至2003年7月间，住房价格下跌了66，失业率从1997年的2.1上升到2003年6月的8.5，这是自香港统计失业率以来的最高值。香港的消费物价指数下跌16，在相对短的5年时间里这是非常大的降幅。那是香港非常困难和痛苦的时期，我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都不希望重蹈覆辙。回顾过去，香港证明了自己具备坚韧与英勇之美德，香港人民忍受了痛苦，并持续努力。香港采取了许多改革和调整措施，帮助经济和金融体系变得更加强大，经受住了以后的冲击和动荡，包括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和2011年出现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
我认为，同时也希望，发达国家不久之后就能意识到，警醒的时刻即将来临。它们会认识到，发达国家所借债务也是债务，未来也必须偿还。另外，过多债务或过高杠杆率迟早会拖累经济增长，就像发展中国家所经历的一样。当然，多数人希望能够没有痛苦地摆脱债务陷阱。当一国采取必要财政整顿措施和结构性改革时，会产生痛苦，并影响到很多人。因此人们会想象，如果可以找到某些非常英明的人领导政府或中央银行，则好生活就可以继续下去，一切照旧，而不需要进行痛苦的调整。我们固然不能排除超级英雄拯救世界、不造成痛苦的可能性，但我认为这可能不是一个好主意，而要尽早开始研究和学习香港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的复苏经验。
结论：不要将自己的孩子抵押出去
▲香港采取了许多改革和调整措施，帮助经济和金融体系变得更加强大，经受住了以后的冲击和动荡，包括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和2011年出现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
虽然很多发达国家面临困境，但并不是说发展中国家就没有问题。许多新兴市场国家在管理宏观经济、财政和货币政策方面有很多失误，它们都因以往的失误而付出过惨痛代价。最近一系列危机都发生在发达国家，但这并不意味着新兴市场不会受到外溢影响。更重要的是，新兴市场经济体，包括家庭负债占GDP比重已经达到创纪录水平的香港，必须从近期发达国家的失误中汲取教训，不要陷入支出超过收入的思维模式或习惯，包括家庭、公司和政府层面。
香港尤其要预防“集体不负责”综合症，不能追求中长期内不可持续的支出政策，否则就等同于将我们子孙的未来抵押出去。这一点同样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需要香港人民有足够多的智慧，也需要领导人的勇气和谋略，必须抵御不断增加的不受约束的财政支出的压力和诱惑。香港的人口正在老龄化，且速度非常快。目前香港的老年人赡养比率是5：1。这意味着香港目前15～64年龄段中有5人支撑1位65岁以上的老人。但在20年内，这一比率会恶化到2：1，这意味着只有2位15～64岁年龄段的人支撑1位65岁以上老人。政府已经明确，虽然我们目前有预算盈余，但在10年内将出现结构性预算赤字，主要就是由于人口结构的这一变化。
我的核心观点如下。
第一，由于“集体不负责”综合症和人口老龄化，所以政府很容易在财政不可持续的道路上滑下去。
第二，摆脱政府债务危机非常艰难和极为痛苦。
第三，如果出现债务危机，很可能由下一代或几代人承担危机的成本，忍受由当前一代人过度支出和债务积累所造成的痛苦。
如果不想将我们子孙后代的未来抵押出去，我们就不要像许多发达国家那样留下很多债务。我们应当怎么做？
我们必须十分谨慎，不去追求或实行可能损害财政审慎性和纪律约束的政策，这种财政审慎性和纪律约束是香港政府长期建立起来的。
进一步讲，我们不仅不能继续以让我们的子孙偿还债务为代价的消费，反而更应该像我们的父母和祖父母那样，为保护子孙后代，随时准备为了香港的美好未来而做出牺牲。
（本文由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康以同摘译自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陈德霖2015年4月10日在香港大学狄比纪念奖座（DigbyMemorialLecture）的演讲。演讲英文标题为“Whowouldmortgagetheirchildren？”，英文全文可参见国际清算银行网站（http://www。bis.org/review/r150413e.htm）。陈德霖，毕业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1991年任香港外汇基金管理局副局长，1993年任香港金融管理局的助理总裁，2005年任渣打银行亚洲区副主席，2009年10月1日开始，出任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本文原标题为《谁愿意抵押自己的孩子》,刊载于《当代金融家》杂志2015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