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瓦良格”专案组进驻泰信达公司后，吴巍积极配合并请求工作人员能够加班工作，以尽快完成案件调查，恢复项目正常运作，争取早日拖回“瓦良格”号航母，减少停泊费和其它方面的经济损失。在了解了“瓦良格”号航母项目运作过程后，专案组人员一是对达程公司能够获得澳门创律公司80股权的事有些难以置信，就问吴巍：当时连49的股权都没落实，即使落实了都可能要付出大代价，这种情况下，你为何能以这么小的代价获得80股权？吴巍不愿多解释这些问题，就开玩笑地回答说：如果你们嫌80多了，就把多出的股权奖励给我吧！二是认为在达程公司已获得澳门创律公司80股权即“瓦良格”号航母项目法律手续已完善后，如果邵淳让吴巍继续操盘运作“瓦良格”号航母项目，不仅运作可能会更顺利，资金可能会更节省，后期也可能不会出那么多问题和“出事”了；对邵淳为何在吴巍做了这么多关键性工作并证明了自己无私心后，再找其他单位主导运作“瓦良格”号航母项目感到疑惑。吴巍当时回答说，这个情况比较复杂，无法做出评价，在泰信达公司被迫防御退出“瓦良格”号航母项目并转移债务后，他尊重邵淳的决定，也不会主动提出要求，只按自己的初心配合邵淳做事，这是他做人的原则！
2004年初，国家准备收购“瓦良格”号航母，有关人员不了解情况，以为澳门创律公司是徐增平控制的，就找徐增平谈判。徐增平狮子大开口，开价要4亿美元（约32亿人民币），谈了几次都谈不下来。后来律师发现，徐增平和庄立祥只占有澳门创律公司20的股权，而绝对控股股东是华夏证券公司控制的达程公司，于是国家有关部门绕开徐增平，只和华夏证券公司洽谈收购事宜。最后，国家仅以8.78亿元人民币收购了“瓦良格”号航母，只此一项就为国家节省了约23.22亿元人民币。由此可见，吴巍帮助达程公司谈下来的澳门创律公司80股权，有多么重要，仅从这一点就可以说厥功甚伟！
在泰信达公司被动防御退出“瓦良格”号航母项目时，邵淳就暗中决定引进一家所谓的“军方背景”的新公司——东方汇中公司参与后期运作，并提前签署了相关协议。在后来得知这一情况后，吴巍对这家新公司是否真正有“军方背景”一直保持怀疑和警惕，多次提醒邵淳和吴宇不要轻信，随后所发生的情况也证实了这种担忧并不是多余的。（吴巍一直认为，他好不容易帮助邵淳从前门赶走了一只“虎”，邵淳自己又从后门引进了一匹“狼”）虽然后期吴巍仍一直担任达程公司和澳门创律公司董事并履行职责出席多次董事会议，实际上已被这家新公司代表边缘化；但他并不计较过个人得失，仍服从大局，积极配合邵淳、吴宇和达程公司开展工作，并自费协调关系帮助吴宇融资，为“瓦良格”号航母项目后续运作提供了充足资金保障。即使在接受专案组配合审查和被边控期间，仍按邵淳要求于2000年3月自费到武汉请张勇一道赴深圳开会，协助邵淳妥善解决了可能导致“瓦良格”项目失控的紧迫问题（见下图：特别会议纪要），从而使事情出现重大转折，促使国家自此开始重视并介入“瓦良格”号航母项目运作。
特别会议纪要—深圳—2000年03月27日—邵淳、吴巍、张勇（请下载放大浏览）
“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是一项复杂的巨大工程，其中有些人发挥了积极作用，有些人功劳巨大，如果没有他们的参与，中国还不知要到什么时候才会拥有航母！这个过程中有很多偶然，也有很多必然。就吴巍来说，如果他不辞职下海成立泰信达公司，就不会与华夏证券公司有资金业务合作，从而也不会结识邵淳和吴宇；如果他不仗义豪爽借钱给孟某，就不会引来李某和陆某两位“合伙人”；如果没有这两位合伙人，他和邵淳就可能不会结识徐增平，可能也就不会有“瓦良格”号航母项目；如果他不从大局出发让泰信达公司被动撤退，就可能不会暴露出隐藏在项目中的巨大风险，从而可能会导致“瓦良格”号航母项目彻底失控；如果他不主动要求去和徐增平谈判，达程公司就不可能获得澳门创律公司80的绝对控股权；如果达程公司不能绝对控股澳门创律公司，“瓦良格”号航母项目后期运作就可能会存在极大变数，以徐增平过往的所作所为来看，必然会增加更多不可控的麻烦；最后，如果不是国家出面拖回“瓦良格”号航母，并在两年后出资购买该船，中国航母“辽宁舰”也不可能这样快续建成功，肯定还要多花数百亿元人民币。更重要的是，中国拥有航母的时间可能要延后20年！
因此我说，吴巍是“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的重要功臣！
走向蓝海的中国海军辽宁舰队（图片来源：网络）
五、尾声：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在采访吴巍时他说过，他前期人生经历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参与了“瓦良格”号航母项目的运作，虽然他在该项目上没有获得经济利益，个人还遭受了很大的损失（曾被边控多年），但他从未后悔过，因为他冒险参与的这个项目，是一件对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发展有益的事情。他认为，在“瓦良格”号航母项目运作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都是由于某些参与人员被利益蒙蔽了双眼、忘了初心所造成的！
吴巍：徐增平，你的“初心”哪里去了？（1998年国庆吴巍参加香港创律公司成立10周年庆典，左为徐增平）
目前，吴巍除兼任合资企业北京同仁堂生物制品开发有限公司（泰信达公司持有49股权）总经理外，八年前又因缘仗义助人接触了科研项目，并致其被动全身心投入其中，潜心于对未来阶段信息革命的哲学和数学基础的研究，并取得了开创性的理论和技术成果；这源于他对当前阶段数字信息革命的哲学和数学基础所作的艰苦的长期潜心考察与思考，由此揭示了数字信息革命在其自身基础理论和技术框架内存在难以有效解决的内在局限，从而为信息革命的未来演进给出了可行的理论（哲学与数学）与技术解决方案。
在充斥着浮躁与功利之风的当前中国社会中，吴巍仍能保持本心，甘坐“冷板凳”，冒着失败的巨大风险从事基础性的理论与技术研究，实属不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