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767年的春天,盖奇将军发回国内的信件已经变成了一篇篇对边境感到绝望的文章。他反复申明应该完全放弃边境地带,不仅仅是宪章堡的哨所,还包括匹兹堡、底特律和其他荒原上的营地。他的提议一次又一次地遭遇拖延和搁置。早在1768年,盖奇提出撤离边境的新战略就得到了殖民部长劳德·希尔斯伯勒的支持,他对北美殖民的前景持悲观的态度,但希尔斯伯勒无法让其余内阁成员看到这样做的意义。与欧洲事务或是国内的权力斗争相比,密西西比河流域看起来实在是不值得一提，关于她的决定被一拖再拖。
甚至伦敦的专家们对西部荒原在帝国命运中应该扮演的角色也莫衷一是。一些专家说西部地区完全无足轻重，因为根据一份与巴黎和约同年签署的皇家宣言,在美国的殖民地居民应该坚定地留守在阿巴拉契亚山脉之后,沿海居住，做英国皇家的顺民。要是允许他们跨过山脉,就可能会引起另一场像庞蒂亚克那样的印第安人战争。更糟的是,移民们可能会摆脱他们对国王的忠诚,并在西部边境上建造自己的车间和工厂与英格兰展开竞争。虽然官方的说法是将内陆地区保留给土著部落,但另一些专家持不同观点,他们努力游说进行领土扩张，来为国王或他们自己赚取钱财。在矛盾的观点之间难以抉择，举棋不定的英国政府索性什么也不做,好像这一区域所带来的问题可以毫无缘由地自行解决一样。
然后最终,在1771年秋天,关于伊利诺斯州的决定到了再也不能拖下去的时刻。盖奇将军派出的工程师指挥官来到了宪章堡,把哨所考察了一番后，在夜色的掩护下，乘着独木舟悄悄离开，以躲避印第安人的伏击。在绕了许多条路后，他回到纽约，带着盖奇想要的确凿证据。到了这时,密西西比河与堡垒墙壁之间只剩下了几码宽的地面。下一个春天的洪水将会让整个堡垒崩塌。
盖奇热衷于将他的军队集中到东部沿海地区,以阻止移民反抗英国皇权。他将这份宣判宪章堡灭亡的报告转发到伦敦。11月份,报告到达伦敦，送到了劳德·希尔斯伯勒的手上,他立即转呈内阁和国王。虽不情愿，英国政府还是下达了撤离令。第二年春天,随着宪章堡的城墙开始倒向密西西比河,英国兵们永远离开了那个哨所。在帝国的边缘，英军放弃了一个又一个的堡垒,但是盖奇想要的有序撤离很快变成了一次溃败,甚至连他想要保留的基地也因为没钱维持而解体。
在阿拉巴马州的莫比尔，兵营已破败到无法修复的地步,只有任其倒塌。在更北面的伊利湖,英军舰队停泊在那里的船只因无人维护而烂在了水里。即便在波士顿，军队也不得不住在海港里的一个小岛上--威廉城堡,从11月一直到次年3月间，他们所住的木棚下面都会被齐脚踝深的海水浸没。在哈德逊的山谷中,英军把守着通向加拿大的要塞"皇冠角"，这座堡垒的命运更是让当局颜面尽失。有人忘记了打扫烟囱，而另外一个人在非常靠近弹药库的一个壁炉里生起了火。1773年,弹药库将整个要塞炸成了碎片。
不仅仅是军队，帝国的组织开始从各个方面瓦解。在边境上,英国政府显然已经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移民不断向西流动，随时可能引发盖奇和伦敦政府想要极力避免的、与印第安人的战争。其他地方,从缅因州到乔治亚的这些老殖民地上，衰退的进程虽不那么显著,但仍在发生。密西西比的失败只不过是整个帝国病症的一个表征罢了。
等到放弃宪章堡的时候,英国在北美的权威已经在一个又一个的领域中不可逆转地消失殆尽。一开始就不是特别强健,而现在开始完全蒸发,在思想领域、法院法律、宗教教会,英国的权威沿着海岸线在衰竭。有时,这种衰竭赤裸裸地明显,例如波士顿茶党案。但通常这种权利的衰竭以一种隐蔽的方式进行着，在局面变得不可挽回之前，英国人甚至没有察觉到它的发生。正如本杰明o富兰克林所言,"一个庞大的帝国,正如一块大蛋糕,最容易在边沿处被销蚀"。因为上述事件都发生在他们世界的边缘,伦敦当局有时对这些事件的意义只有模糊的概念。
虽然英国的高级官员勤奋认真,但在美国独立战争爆发前的十年间，英国国王和他的部长们并没有认真研究或分析过这个他们声称在统治着的大陆。直到他们获悉了茶叶被销毁后，英国政府才开始真正看清楚美国的情况。即使如此,他们仍希望这种对英国的不满可以被控制在新英格兰的范围之内。又过了将近一年,到1774年年底,马萨诸塞州公开彻底地反叛,而其他殖民地也出现了竞相效仿的危险。不久之后,政府下令派出英国军队攻打反叛武装,导致了美国独立战争的爆发,而这本是一场英国人绝对不会去打的战争。
这本书将从英国的角度来说明伦敦当局是如何、以及为何会允许这样的悲剧发生。它将讲述1775年春天独立战争之前的三年内，大西洋两岸日渐加深的愤怒，讲述在英国撤出荒原地区后到波士顿附近莱克星顿草原和康科德桥发生骚乱中间的故事。在英格兰本土,直到1783年战争结束后才有人统计出伤亡的陆、海军人数；英方至少有二万名士兵和水手在美国、西印度群岛或在海上丧生，他们或死于战斗或死于伤口感染和疾病,军官以下级别的人甚至连一块墓碑也没有。苏格兰高地警卫团、爱尔兰人和英格兰士兵一样,为了拯救一个气数已尽的帝国而战：一个不成系统的、脆弱的帝国,既没有经过设计,也几乎无人可以声称了解她。
试读文字：
他们在狂风暴雨中抵达了中国的海岸。时值八月，季风使天空变得湛蓝，虽然他们快速穿越了苏门答腊群岛，但一路上仍旧险象环生。雷暴的运动速度比他们更快，好像在追逐着加尔各答号，一路上对这艘船紧追不舍。大雨浸透了甲板，雷声犹如大炮轰鸣，震耳欲聋。
这是一艘新船，刚从泰晤士河畔的工厂里制造出来，船长是一位名叫威廉·汤姆森的年轻人，这是他第一次大权在握。通过折线形迂回前进，加尔各答号沿着越南的海岸线进入了中国南海的正中央。这是当时最安全的路线，即便这样，仍有许多潜在的危险：环状的珊瑚礁、浅滩和暗礁，尝到它们苦头的英国船只的残骸就躺在它们下方海底的泥沙中。每一个黄昏的日落时分，汤姆森都凝视着地平线，寻找古铜色的云朵，这是他唯一知道的台风将至的预兆。
终于，在1771年8月20日午后不久，汤姆森透过雨幕看到一列礁石，看起来就像一排参差不齐的牙齿。澎湃的海浪从船的东面涌来，使船体像只肥猪一样摇摆起来，波涛中出现了一座岛屿，接着又出现了另一座紧挨着中国大陆的岛屿。他找到了一个早年航海中在该地区见过的地标，并看向他的航海图:海岸以南60英里就是澳门港了。距他们离开英格兰已经过去了七个月:这并不是这个季节最快的航行，因为中途发生了事故，甲板上的水手死了，他们不得不停在爪洼岛进行休整。即便如此，汤姆森还是把他的船安全带到了广州，寻求茶叶、瓷器和利润。
这是令人疯狂的一年，东方贸易正处于繁荣的顶峰，而这样的繁荣已经持续了近10年，并将在一件近乎灾难性的事件中宣告结束。三十艘商船从欧洲到中国进行长途运输，其中三分之二来自英国，像汤姆森一样打着东印度公司的旗号。在交易旺季的所有船只中，汤姆森的船恐怕是最繁忙的。在第二年的春天，当加尔各答号返回伦敦时，在一队带回九千吨茶叶的欧洲舰队中，她装载了最多的货物。为什么他们要驾船远航，费尽周折地带回数量如此巨大的茶叶呢？因为对英国人来说，茶叶绝不仅仅是一种日常早餐桌上的普通饮料。
相反，茶叶已经获得了一种更为尊贵的地位，成了一种值得雄心勃勃的强者为之奋斗的奖励。茶叶是少数的大宗商品之一，像今天的原油和铜一样具有广泛的用途，其用途远超它在日常生活中的实用性。茶叶的贸易跨越半球，带动各种各样的齿轮转动起来。茶叶是投机买卖的对象，是国家就业和税收的源泉，而其本身也可以作为一种货币。正如把握现代世界经济的脉搏，我们只需密切注意基础金属和石油价格的起伏。
在18世纪70年代，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茶叶、烟草和糖。英国议会的埃德蒙·伯克强调了这一观点。他宣称，"在我们如此庞大的商业圈里，茶叶可能是最重要的货品，"而汤姆森船长完全赞同他的观点。在他的职业生涯和航海的冒险经历中，我们能看到当时亚洲英国企业所有典型特征的缩影，不仅有其经历的艰辛和它带来的罪恶，同时也能看到它具有的优点--专业技能和勇气，以及最重要的，它的经济动机。
加尔各答号在1770年底离开了泰晤士河畔的船坞，在朴茨茅斯休整了一段时间。在那里，英格兰还近在眼前，皇家海军征召了汤姆森的一部分船员。谣言盛传英国与西班牙的战争迫在眉睫，这源于福克兰群岛的争端。在朴茨茅斯，一艘军舰放下一只小船靠近了加尔各答号，强征了11名水手为英王服务。几个月后，当加尔各答号航行到南大西洋上时，一些船员吵嚷起来，拒绝履行职责。虽然船上很快恢复了秩序，几名水手遭到了鞭打，其余闹事者被罚一次又一次地拆解旧麻绳和清洗甲板，但直到航行结束，加尔各答号一直笼罩在令人焦躁、一触即发的紧张气氛中。
当他们朝着好望角向南航行时，一路顺风，航行得飞快，直到气温逐渐下降，接近冰点，一场风暴开始逼近。主桅的顶部被折断并掉了下来，巨浪让他们失去了储备的猪肉和饼干。而启航四个月之后，坏血病也开始造成伤亡。最后，汤姆森把船行驶到雅加达，为进行修理而做了短暂的停留。在加尔各答号再次起航，向北开始此次旅途的最后一程之前，已有四名水手被赶下船或死于疾病。但在焦油密封的舱口之下，他的货物完好无损:英国的大理石、铅、呢绒，以及最重要的在广州经商所需的金银。这艘船装载着成箱的产自秘鲁的西班牙银币，价值30000英镑。
逆着水流，加尔各答号从初见陆地之处又航行了一个星期到达了珠江，在那里她调转船头，离开澳门港，靠岸停泊。经过一系列的中国炮台，她进入了被称为虎门或者虎口的海峡。从进入海峡的那一刻起，来自西方世界的海员们就进入了一片乌烟瘴气的欧洲据点，等在他们前面的是几个月的无聊时光和酒精。在沉闷的阴云笼罩下，汤姆森把船驶到了黄埔泊锚地的安全港。在那里一列用来拴挂渔网的木桩露出水面，标志着船只无法通行的禁区。
从加尔各答号抛锚停泊开始，就有两艘中国船只停靠在她附近，并保持左右夹持的状态，直到她离开。汤姆森和他的船员们能看到远处的赤岗塔，深红色的宝塔在灰色的天空下显得愈发鲜明；在他们眼前，是平坦、宽阔的沙洲，这是他们在那里唯一可以散步或打板球的地方。在沙洲上，他们可以掩埋为返航准备却死掉的猪，并把他们的储备用品和帆布储存在用竹子制成的棚屋里。在加尔各答号周围还停泊着成排的欧洲船只，汤姆森仔细地辨识他们的颜色。这儿是荷兰船和瑞典船，那儿有一艘丹麦船，法国船还在赶来的途中，但绝大多数都是英国的姐妹船只。不时有坐满妓女的小船接近加尔各答号，伺机贿赂清朝官员，以寻求在甲板上售卖肉体的机会。
当船员们去珠江上游广州城里东印度公司营业的地界时，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会受到监视。有时清朝官员和喝醉的水手之间还会发生冲突。在1769年，有个怒气冲冲的水手枪击了一名满清官员，而中国政府采取了报复行动，把一群英国水手绑在太阳底下示众。既无聊又愤怒，甲板上的水手们讨论要发动一场暴动，策划像风暴一样占领广州城。为了将任何麻烦都扼杀在摇篮中，船长们不得不比以往更加严守铁律。所以当一个酒鬼试图向当地人出售炮弹时，汤姆森狠狠鞭打了他。舰队里的每一位船长的日记里都充斥着这样的事件。每一位得以完成航行，回到祖国的船长都会被载入史册。相关记录至今仍被保存在伦敦，但绝大多数自它们诞生的那天起就再也无人问津了。
这就是海岸边欧洲据点中的严酷现实。不知何故，一种欺骗性的魅力笼罩着东印度公司:它仍然偶尔被历史学家们带着过多的敬重提起，好像它服务于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