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日本室町幕府日趋软弱，作为官方朝贡贸易的勘合贸易，其运作也并非正常可言。1523年，在中方指定的日本船只抵达港口宁波时，与堺商人勾结在一起的细川家族和与博多商人相互勾结的大内家族的使节团之间发生了暴力冲突。事件爆发后，明朝廷索性将勘合贸易减少为十年一次。自此，走私贸易的比重越发增大。
在15世纪末之前的中日贸易中，日本船只装载着硫黄、铠甲、刀剑等日本商品和经由琉球获得的东南亚商品运往中国，交换中国所产的丝绸、陶瓷、铜钱等。但从贸易的数量和重要性来看，中日贸易比中国和东南亚的贸易小得多。日本想从中国获取的商品很多，而中国对日本产品的需求却没有那么大。
但1530年以后，这种状态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明帝国无论如何都想得到的东西，在日本也能够进行大量生产。
这种商品就是白银。明朝廷为了抵御蒙古游牧民的入侵，在华北修建长城并驻扎大量军队。朝廷为了筹措军需物资，需要民众纳税并支付白银。但在当时，明朝境内的白银产量远远不能满足需求。而恰在此时(16世纪30年代)，日本发现了石见银矿，通过使用从朝鲜传来的灰吹法这一冶炼技术，白银产量突飞猛进。这是历史上出现“事情偶然出现一致”的最好案例。
由于日本白银的出现，中日贸易兴起了一股热潮，之前一直不受重视的对日贸易的重要性得到增强。通过走私商人之手，日本白银如潮水般涌进明帝国境内。就连让葡萄牙人乘船抵达种子岛的船东—华商王直也开始在双屿设立据点，成为走私商人中的一员。
位于平户的王直住宅遗址王直作为华商走私贸易的首领驰名中外。笔者摄
“政治之海”东亚海域的17世纪：
明清交替和郑氏集团
在“政治之海”东亚海域，东印度公司以遵守该海域的规矩的方式来开展贸易。这一姿态与按照自己的规矩和商业习惯，并将其强加给印度洋海域和东南亚各地区的行为有着天壤之别。
至少到18世纪末之前，欧洲的东印度公司在这一海域并不是主要的势力。中国和日本的政权，还有华商和水手们才是推动这一海域历史发展的重要力量。
首先，我们根据岸本美绪制作的17世纪到18世纪中国的贸易结构图，简单整理第三章以后的东亚海域贸易的发展历程，并从中分析东印度公司所发挥的作用。
17世纪到18世纪中国海外贸易的结构进出口合计，包括白银和其他商品。“日本”一栏中包括了琉球的数据。岸本美绪《清代中国的物价和经济变动》
在17世纪前半期，中国与日本、马尼拉以及东南亚方面的贸易非常盛行。中国使用生丝同日本、马尼拉交换进口白银，东南亚则使用香料和染料同中国商品进行交换。有关贸易的结构和实际情况，在第三章已经进行过介绍。由下表可知，17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之前一直顺利的贸易活动急剧下滑。
这是由于在这一期间，中国发生了明朝灭亡、清朝建立的重大事件，之后的东亚海域，成为拥护明朝宗室抵抗清朝的郑氏海上势力和清朝之间进行激烈斗争的舞台。
关于这场对东亚海域历史有着重要意义的争斗，在此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建立郑家海上势力基础的是17世纪20年代后半期在东亚海域活动的郑芝龙。郑芝龙出生于福建泉州近郊，其后在同乡华商李旦的手下做事，并得到了李旦信任。
李旦在平户设有据点。在李旦死后，郑芝龙继承其资产，并在很短的时间内发展成为东亚海域颇具实力的一大军事势力。他们的主要活动是从事中日贸易，但是对敌对势力的船只则不时采取海盗式的掠夺行为。
1628年，郑芝龙占领厦门并在此设立据点，明朝廷对其采取怀柔政策并赐以官职。据称他当时统治和管理的船只多达700余艘。
之后，在东海航行的船只，如果不事先向郑家势力缴纳规定的金额并取得被称为“牌照”的证明书，就无法安全航海。没有牌照或者一年有效期过期之后不进行更新，船只会被捕获，货物将被没收，船员也会被逮捕。
以武力为后盾来保障航海安全，并以此来收取通行税，这一制度在东亚海域是前所未有的。这或许是受到了葡萄牙人在印度洋海域颁发许可证的启发。不管怎样，郑芝龙在东亚海域建立了实质上的“海上帝国”。
1644年明朝灭亡之后，郑芝龙归顺清朝，而他在平户与田川松生下的儿子郑成功，却与父亲分道扬镳，选择了抵抗清朝的道路。郑成功的目标是拥护明朝太子并建立自己的海上帝国。
郑成功诞生之地位于平户千里滨海岸的“郑成功儿诞石”。笔者摄
由于郑成功在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不断挑起事端，这让清朝官方疲于应付，清政府遂于1656年颁布“禁海令”，禁止沿海船只出海，并于1661年颁布“迁界令”，命令居住在离海岸线30里(15公里)以内的居民迁往内地。上述命令的目的是在沿海地区实行坚壁清野，断绝郑家势力与沿海居民之间的接触。
在清朝官方的高压态势之下，郑成功和大陆沿海地区的联系被切断，只得放弃厦门，并带领25000名士兵转移至台湾。荷兰东印度公司曾在台湾设有两个要塞和商馆。郑成功所率军队在1662年攻下这两个要塞，逼迫荷兰人撤离台湾。
之后不久，郑成功去世，大概在二十年后的1683年，清朝官方最终镇压了郑氏集团并收复台湾。自16世纪后半期倭寇袭扰中国沿海地区以来，在东亚海域活动并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自律性海上政治势力从此销声匿迹。
郑成功塑像现位于台南市
“政治之海”东亚海域的18世纪：
清朝统治下的和平
郑氏集团灭亡的第二年即1684年，清朝官方颁布“展海令”，允许民间船只出海并开展海外贸易，外国商船也可航行至中国港口。清朝官方为此开放了广州、厦门、宁波等五个港口来进行民间贸易，而且设立了海关。
东亚海域的秩序由此逐渐恢复。但在这一刚刚结束五十年动乱的海域，景象已不同往日了。
郑成功在平户的住宅遗址笔者摄
首先，在17世纪30年代之前，除了中国大陆沿海地区，这一海域随处可见的日本朱印船消失了。这是德川幕府实行的“锁国”政策所致。日本产的白银也不像以前那样大量出口了。被赶出日本的葡萄牙人的活动范围大幅度缩小，仅限于澳门和东南亚之间。
前往马尼拉的中国船只数量减半，结果使得白银的流入也在减少。荷兰东印度公司虽然定期派遣船只前往长崎，但其贸易量有明显减少的趋势。另外，荷兰东印度公司放弃派遣船只前往中国，开始与前来巴达维亚的华商船只进行交易。
简言之，到17世纪30年代前后，东亚海域的贸易热潮已然散去，像在这一热潮下积蓄了政治和军事力量的郑家势力那样的“海上帝国”也随之烟消云散。
在这之后，在清朝官方认可的港口城市，民间商人之间的交易活动基本是自由的，针对华商到国外开展贸易的限制也取消了。受这种形势变化的影响，在清帝国所构建的和平秩序及其所谋求的地区秩序之下，众多华商出海前往日本、马尼拉、东南亚各地，东亚海域的贸易活动再次焕发了生机。
广州的各家商馆。荷兰、英国、瑞典、丹麦等国的国旗在高高飘扬。TheColourfulWorldoftheVOC
但是，由于德川幕府所采取的限制贸易量的政策，中国的对日贸易还很有限。与此相比，在18世纪前半期，中国对东南亚方面的贸易量大增。大量华商移居东南亚各地，并与本国的亲戚朋友联手从事贸易活动。另外，远赴巴达维亚，与荷兰东印度公司和当地华人社区开展贸易的人也不在少数。
进入18世纪，欧洲船只直接前往中国的情况开始增多，尤其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和马德拉斯的私人贸易船只频繁前往广州、厦门甚至宁波，直接买入茶叶、瓷器等商品。
随着茶叶在欧洲的需求量不断增大，到访中国的欧洲船只数量也随之增加。特别是法国东印度公司，借由在清朝朝廷内有影响力的传教士的帮助，在广州开设商馆，并派馆员常驻以发展对华贸易。
一直以来，荷兰东印度公司都是从到访巴达维亚的华商手中购入茶叶，但他们非常担心一级品被卖给英国和法国的东印度公司，还有新兴的奥斯坦德东印度公司(18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初期曾短暂存在)等。
自1728年之后，受本国十七人会的指派，荷兰东印度公司开始从荷兰直接派遣船只前往广州。由于与华商有直接贸易关系的巴达维亚委员会未必赞成这一举措，因此到了1756年，十七人会中设置了“中国委员会”，专门负责对华贸易。
关于荷兰东印度公司衰退的原因，在前述内容中已经做过分析。本国的十七人会和巴达维亚委员会之间存在的这种不和，的确对公司的经营起到了非常负面的作用。
1757年，清朝官方把欧洲船只的贸易限定在广州一港。1759年，官方又制定了《防范外夷规条》。此后一直到鸦片战争结束的19世纪40年代，清帝国在沿海地区针对欧洲船只采用了被称为“广东体系”的贸易管理体制。
根据该体制，欧洲人(自1783年后也包括美国船只)仅允许在广州珠江沿岸的外国人特区活动，且只能在贸易期间停留，在交易结束之后，即不得不返回澳门等待下一个贸易季节的到来。
在广州的生意，他们只能与被称为十三行的特权商人进行，欧洲人从指定的特区出来进入广州城是被严格禁止的。翻译由中国方面派遣，禁止欧洲人雇用当地居民。
根据村尾进的研究，这一举措的目的是隔离和排除基督教传教士，在一定程度上，这与一个世纪以前在长崎实行的针对荷兰人的管理方法非常相似。如前所述，在当时的东亚海域周边各国，基督教被认为是一种从根本上颠覆现有世界观和社会秩序的危险事物。
到18世纪后半期，尽管存在“广东体系”，欧洲船只和美国船只的贸易量仍然在不断扩大。不过至少在这一时期，贸易的主导权仍掌握在清帝国手里。
英国东印度公司和英国私人贸易商动员起了英国政府。为了要求清朝减少贸易限制、获得贸易据点的岛屿、在北京设置英国大使馆等，在1793年，英国国王派遣以前马德拉斯总督乔治·马戛尔尼为大使的使节团抵达清帝国，拜见乾隆帝。
乔治·马戛尔尼前马德拉斯总督，作为英国大使被派往清帝国
但是，上述要求被全部拒绝。英国东印度公司和英国人在接下来的五十年间不得不再次遵守东亚海域这片“政治之海”的规则。
东亚海域——日本的自立
17世纪40年代的明亡清兴，对于日本德川幕府来说有着重大意义。在此之前，处于东亚地区秩序中心的“中华”这一位置上的明朝灭亡，而原本属于“夷”的满洲人建立了清帝国，成为中国的主人，这一事件被认为是所谓的“华夷变态”，并对其后日本的对外政策和外国认识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