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在官方层面和清帝国不必再保持关系，但清帝国生产的生丝和丝绸却是日本列岛居民无论如何都需要的商品。德川幕府虽然采取“锁国”政策，但同时也明确管理负责人和领域，通过所谓的“四个口”(四个渠道)，毫不停歇地从中国进口以生丝为首的商品。
这“四个口”就是通过在长崎的唐船和荷兰船的民间贸易、经由朝鲜和琉球等国的中转贸易，还有通过北方阿伊奴族开展的间接贸易。
在17世纪中叶以前，通过这些渠道，日本进口了大量的生丝和丝绸。17世纪30年代的生丝进口量达到年均180吨到240吨。按做成的和服来换算的话，大约相当于13万套到18万套。通过如此大的进口量可以看出，日本社会在对丝绸这一奢侈品的购买上还是有一定经济实力的。
另外，日本主要进口的是作为原料的生丝，对其进行染、织和加工的则是国内的丝织业者。特别是京都有很多技艺高超的工匠，由他们生产出了以西阵织为代表的高品质的丝绸。
一开始，进口生丝和丝绸的代价是出口白银。尽管进口生丝也是很重要的，但随着白银大量流向海外，这一状况也让德川幕府非常担心，以前因为白银在日本国内也是扩大商品流通所必需的决算手段。
因此，从17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开始以铜代替白银出口。另外，在同一时期，日本还开始实施限制进口额的政策。德川幕府试图尽一切可能控制金、银、铜等贵金属的出口。
自清帝国于1684年颁布“展海令”以来，出现了唐船大举涌入日本并开展贸易的混乱局面，日本方面进一步加强了上述政策。1715年，新井白石负责制定了“正德新例”，进一步强化了沿用至当时的贸易限制措施，规定每年到长崎的中国船为30艘、荷兰船为2艘，贸易额方面，中国船只不得超过白银6000贯，荷兰船不得超过白银3000贯。
另外，对允许带出境外的铜亦有限制，中国船只300万斤，荷兰船只150万斤。通过这一限制贸易的政策，日本进一步减少了对外贸易额，并一直持续到幕府末期。
荷兰东印度公司船只所载货物，在17世纪多为中国产的生丝和丝绸，到18世纪，爪哇岛的蔗糖和印度产的棉织品的数量有所增加。除此之外，鹿皮、鲨鱼皮、香料、染料、药品等东南亚商品也有不少。
当然，也有从荷兰本国运来的商品，包括毛织品、油画、眼镜、天鹅绒、钟表、天文用品、珊瑚等，但是其数量和金额都不足挂齿，全部加在一起也未必能达到总金额的5。
一说起在长崎与荷兰船只开展贸易，我们就会单纯地认为应该会进口大量时尚的欧洲商品，这是一个很大的误会。在17世纪和18世纪的日本列岛，日本人想要的东西和当时西北欧的人们一样，是产自东南亚海域和印度洋海域的商品，最想要的是中国产的商品。
至18世纪末之前，荷兰东印度公司为了得到日本的金、银、铜等贵金属，主要收购亚洲地区内的商品并运至长崎。这一点请不要看错。
信牌颁发给前来长崎的中国船只的贸易许可证
在1700年前后，日本的出口额换算成白银大概超过10000贯，这不过是当时的稻谷实际收获量的1。而在同一时期的英国，贸易总额占国民纯收入的比率却高达26。
两相比较的话，日本对对外贸易的依存度之低，十分突出。其中自然有实施贸易限制政策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在18世纪初叶之前，日本列岛逐渐发展成为不那么依赖海外贸易也能自给自足的社会。由于贸易总额受限，到18世纪，日本的生丝进口明显减少，但与此相反，国内生丝的产量却逐渐增加。相同的例子还有，16世纪日本国内已经开始种植棉花，琉球和奄美种植甘蔗和红薯，肥前生产瓷器，等等。
关于“正德新例”，还有一点需要注意。该例颁布后前来长崎的中国船只，必须持有由德川幕府颁发的信牌(割符)。信牌上写明了下次前来日本的年份和出发地点，只有在持有信牌并遵守新例规定的条款且装载货物不超过规定数量的情况下，该船才允许在长崎开展贸易。
根据这项法令的规定，德川幕府至少将长崎对外贸易的主导权完全控制在手中。比较室町时代由明帝国主导的勘合贸易和此时的信牌贸易，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其中的差异。
可以说，在这一时期，不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日本政府都已经完成了建立在以日本为中心的地区秩序观之上的海外贸易体制。这一体制清楚地区分了“国家”领域的“内”和“外”、“外国人”和“日本人”，而且拥有主权的政府负责管理“国家”的对外贸易和对外关系。这与同一时期在西北欧诞生的“主权国家”非常相似。
在近代欧洲主权国家的延长线上诞生的民族国家这一概念，在19世纪后半期的日本比较顺利地得到吸收。其原因之一就是，早在江户时期，日本就已经存在与主权国家非常相似的体制，日本人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很熟悉这一概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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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谈社·兴亡的世界史
首辑九册
（上文摘自09羽田正《东印度公司与亚洲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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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柳正规（《兴亡的世界史》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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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明清帝国试图控制的“政治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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